给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打分

　　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

　　说明：本表数据为11位舆情分析师采用德尔菲法，对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表现进行分项评估后得出。其中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三项为常规指标，分值区域分别为-10~10分；恢复秩序、动态反应、官员问责三项为特殊指标，分值区域分别为-5~5分、-3~3分、-3~3分。舆情分析师依据以上各项指标对政府表现分别做出评价，政府表现越出色、应对越得体则得分越高，反之则得分越低。最终依据各项表现综合所得总分，得出蓝、黄、橙、红四级警报级别，警报程度相应由低到高。其中总分20.00分以上为蓝色警报，政府应对总体较为得体；总分15.00~19.99分为黄色警报，政府应对有待进一步加强；总分10.00~14.99为橙色警报，政府应对存在明显问题；总分10.00分以下为红色警报，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

　　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单学刚：

　　“网络民意”的力量在邓案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可以说网络不仅仅监督了事件过程，也起到了直接推动甚至改变方向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此案的信息透明方面与过去相比并非毫无进步，然而，这起案件也突出反映出基层政府对信息公开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十分陌生。这一起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却因沾上了“镇招商办主任”这一在中国干部体系中根本不入流的“官”而演变成“泛政治事件”，并引发了网络上“仇官”情绪的集中爆发。

　　对此，地方政府要敢于和部分无良官员“切割”，不能让任何个体的无良官员都要去“代表”整个党和政府，而不假思索、不计代价地去维护。

　　特邀专家曹景行(著名时事评论员、专栏作者)：

　　民间舆论的一边倒同情邓玉娇，是因为民众无法再容忍某些官员凭仗权势胡作非为他们普遍担心，在邓贵大、黄德贵之辈可以如此嚣张的地方，司法公正能不能得到保障，“弱女子”邓玉娇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互联网的力量改变了邓玉娇案中的强弱对比。

　　互联网上的舆论倾向有没有干预司法或扭曲司法公正？就邓玉娇案来说，至今为止，互联网的最重要影响是有力地促使司法部门较为公开透明地查案办案，特别是还原案发真相。同时，在地方法制并不完善的现实环境中，网上舆论有效地遏制了地方权力干预司法的可能，起到了一种特殊的制衡作用。

　　四川成都市“6·5”公交车燃烧事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韩长青：

　　当“6·5”成都公交车燃烧惨案被最终认定是“人为故意纵火”时，普通百姓的心理恐慌可能是深远而长久的。

　　舆论从成都的公交车燃烧案，关注全国各城市普遍存在的上下班高峰期过度拥挤、公交车的严重超载运营等问题。驾乘安全检查制度的纰漏，突发事故自救设备的缺失，普通市民应对危机事件能力的疏于演练，以及公共安全监管中的责任不清、权力不明、追究不严，使网民批评的声音早已越出城市公交车，指向了地铁、列车、轮船、电梯、大型游乐场等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

　　特邀专家杨良化(人民日报《新闻战线》原总编辑)：

　　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一是突发，二是恶性。像这样一个爆发于都市街头、立即被所有渠道传播的事件，却在市民惊悚和警醒之余，并没有诱发重大不满和群体事件，一度出现的谣言和猜疑也迅速消退，“6·5”事件平稳落幕。

　　之所以能有效掌控舆论，化险为夷，关键是当地政府应对得当。三天五场发布会，体现的一是反应迅速，二是公开透明。很多情况下，往往是麻木引发不满，拖怠贻误主动，本来可以讲得清的事情、解得开的矛盾，硬是被层层请示、迟迟未决、游疑再三、官僚迂腐而拖得民情不满、情绪对立。而另一方面，流言止于公开，透明赢得人心，把涉及群众利益的公众事件真相原原本本揭示给群众，换来的恰恰是享有知情权的民众的理解、谅解和支持，谣言也就自然失去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