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陈同海受贿1.9亿余元被判处死缓刑，而过去法院曾对一些比陈同海犯罪数额小的受贿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为什么？

　　答：受贿数额是对受贿犯罪分子量刑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重要因素。根据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原则上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判贪污贿赂案件中也均遵循了上述原则，例如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受贿案中，李嘉廷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就是因为其具有立功情节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院对陈同海判处死缓刑，是符合人民法院一贯掌握的量刑标准和刑事政策的。

　　回顾法院曾经判处的受贿案件，确实存在对一些比陈同海犯罪数额小的受贿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例如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等。这些受贿犯罪分子都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而且还分别具有拒不认罪、索贿、受贿行为造成后果极其严重等从重处罚情节，因此法院依法对其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

　　综上，法院对陈同海的判决是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对陈同海判处死缓刑，并不意味对其轻纵，是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执行刑事政策的结果，体现了法院对腐败行为的严厉惩处，同样也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问：如何看待陈同海案的查处和审判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警示意义？

　　答：近年来国有企业腐败案件频发，陈同海是其中级别最高、掌管企业规模最大、犯罪数额最大的一个，案值之巨、危害之深、影响之广，令人震惊。因此对陈同海案的查处和审判将给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以深刻的警示。结合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中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一把手”一人独大现象仍然存在的现状，为有效遏制国有企业腐败行为的孳生，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结合起来，从源头上和制度上防治腐败；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特别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应加强党性修养，越是位高权重，就越应当严格自律，廉洁从业，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最终实现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目标。

　　陈同海被查处并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对于腐败分子，无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只要触犯法律，都将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