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兰州一位叫阎政平的老人用砖头砸过往闯红灯车辆，以教训违章司机的做法引起了社会关注——据7月13日《新京报》报道，7月9日晚的砸车之举，让阎政平博得了从“老英雄”到“瞎胡闹”的不同评价。阎政平承认，砸车是违法行为，但同时反问，“有别的办法吗？”一些媒体报道显示，截至7月11日下午6时，全国各大网站对此事件的跟帖超过100万人次。相关网站的调查显示，78%的网友投票支持阎政平。

　　若依法律规定判断，老人的行为无疑涉嫌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然而，如此违法行为却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甚至称赞，原因何在？恐怕与公众对违章司机的恶行深恶痛绝有关，因为阎政平带头做了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普通公民凭一己之“暴力”，不惜以违法做代价“代行”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这折射出私力救济的无奈与困惑，也暴露出公力救济的缺失和乏力。如果有关部门能恪尽职守地查处每一起闯红灯行为，督促驾驶员养成起码的安全驾驶习惯，老人家何至于拿起砖头？

　　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是人们解决纠纷的两种途径。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以前，私力救济是人们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的进步，公力救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公力救济的成本较高、程序复杂、周期较长，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地方民间讨债公司、私人侦探、商场搜身等私力救济行为仍不同程度存在。

　　不过，目前的私力救济大多游走在法律边缘，有的甚至触犯了法律。比如，一些民间讨债公司为了追回债务，不择手段，通过窃听、跟踪等方式获取欠债人的信息；一些民间反扒组织抓到小偷之后，对其辱骂殴打；一些农民工为了讨薪登上高楼塔吊以死相挟，或者“软禁”欠债人。阎政平老人用砖头砸违章车的行为亦属此类。

　　有些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想法“力挺”私力救济行为，认为只要结果公正，手段和过程并不重要。这似乎是在宣扬一种理念，即只要出于对公正的追求和善意，便可以“以违法的手段对付违法”。但我们必须承认，以所谓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利益之名突破法律的底线，动辄以暴力的方式进行自我维权，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价值取向。

　　我们不应把老人砸车事件仅仅当做个案，而应该反思其折射的社会管理问题和诉求。私力救济的作用被过分夸大和滥用，也许恰恰源于公力救济之手的缺失。试想，如果法院“执行难”的问题可以有效改善，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老赖”欠债不还，讨债公司也就没了市场；如果法院和仲裁机构可以适当降低为农民工维权的成本、或许他们不会再选择去“恶意”讨薪。

　　当务之急，是如何协调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之间的关系，使私力救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成为公力救济的有效补充。(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