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快读

　　云南又发生一起精神病人杀人案：7名村民倒在精神病人的刀下，其中5人死亡，2人受伤。

　　在此之前，昆明市曾发生精神病人驾车撞死4人、撞伤多人事件；患有旅行性精神病的导游在丽江市持刀砍伤20人事件；曲靖市一偏执性精神病患者连挥13刀砍死一个无辜村民事件……

　　将视线扩大到全国，因患精神病杀人伤人的事件更是频频发生。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然而，在现实当中，由于缺乏细化措施，这一要求却很难落实。

　　7月12日凌晨2时30分左右，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发生一起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柯丽江杀死了龙潭乡瓦路村大山组村民2男3女共5人，另外2人轻伤。

　　据当地警方介绍，12日凌晨3时许，墨江县公安局接到龙潭乡政府报案后，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上午8时04分，警方在墨江县文武乡文武村老毕寨将犯罪嫌疑人柯丽江抓获。据柯丽江的家属及一些村民称，犯罪嫌疑人柯丽江患有精神病。

　　据柯丽江的姐姐介绍，柯丽江几年前患上精神病，曾被带到建水、思茅治疗过，在家经常殴打父母。就在前几天，柯丽江的母亲被打后逃到通海躲避。而柯丽江的一名亲戚也表示，柯丽江大概是从2004年开始出现问题的。他猜测柯丽江打父母主要是为了要钱，“但家里被他弄得一贫如洗了，后来他父亲给了他100元钱，他却把钱拿去水里洗烂”。

　　精神病人屡犯案危及公共安全

　　事实上，精神病人故意杀人或是故意肇事，给社会和他人造成重大的损失，已经不是个案。有法学专家指出，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的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隐患，时时在威胁着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在云南曲靖市，曾有一精神病患者贾学同寻仇认错人，连挥13刀砍死一个无辜村民。法院审理认为，贾学同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刑事责任部分应予减轻或从轻处罚。法院一审判决，贾学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导游徐敏超在知名旅游城市丽江古城四方街手持匕首沿路见人就捅，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短短300米的路途中，先后20人倒在了他的刀下。中国法医学会鉴定中心就徐敏超在作案时的精神状态及其责任能力，作出了“被鉴定人徐敏超在作案时患有旅行性精神病，评定为限制(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徐敏超最终被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昆明市政协办公厅行政处车队驾驶员林清旗私自驾驶单位小轿车，在交叉路口故意违禁左转，撞倒行人后继续行驶，最终导致4人死亡、多人受伤，该车及部分公共交通设施受损。公诉机关认为，林清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多人伤亡和部分财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经精神病司法机构鉴定，林清旗作案时受精神疾病影响，自我控制能力不完全，属限制刑事责任能力，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遂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而将视线扩大到全国，因患精神病杀人伤人的事件也是频频发生，其中有的是案发前没被发现患有精神病的，有的是案发之前就一直是精神病人，有的则是曾经发案后又继续作案的。但由于现在对精神病人的监管一直是个难题，精神病人已经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的因素之一。

　　强制治疗规定如何落到实处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于不负法律责任的精神病人，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但是，对于什么是‘必要的时候’，相关机关没有给予解释。由于缺乏细化措施，这一要求在现实操作中很难落实。与此同时，不少肇祸的精神病人身处农村，家境贫寒，亲人无力看管，也无钱治疗。”云南律师马捞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介绍，对于已经发案并被查办的精神病人，法院往往判处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处罚，但对其在狱中的医疗或出狱后的监管，则未做任何强制规定；而更多尚未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的精神病人，则基本上处于“家庭监管”的状态。而这些精神病人的家人连自身的安全亦不能完全保障，更别说“监管”。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至少有1600万精神病人(广义上的)，而且每年还在不断产生新的精神病人。马捞定认为，对于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有固定的财政预算，哪怕是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承担精神病人的治疗费用。由国家出钱，将对社会公共安全有隐患的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这样，一方面能通过治疗手段使精神病人重新回到社会，同正常人一样生活，减轻精神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能避免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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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卫生法”呼之欲出

　　6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七里岗村27岁村民李某手持冲担连刺9人，导致4人死亡。据报道，李某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此前发病时，也曾在村里伤过人。这桩惨剧，再次引发关于精神卫生立法的讨论。

　　据报道，历经24年共10次修改的“精神卫生法”，有望在年内出台。据卫生部有关人士透露，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不仅涉及卫生部门，还有可能涉及公安、民政等部门，因此为使患者和社会其他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需要通过立法对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等进行规范。

　　在国家法律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各地一直都在积极推进地方立法。

　　2001年12月，上海通过并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精神卫生地方性法规《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随后，北京、宁波、杭州等城市先后立法。从2002年起，武汉市也着手起草《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并于今年2月获得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目前已按程序报省人大常委会，经过批准后，再按法律程序公布实施。

　　据相关报道，《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将精神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精神卫生事业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专家们曾估算过，武汉重型精神病人中发生危害社会事件的比例约为10%，按需要治疗的患者最低门诊费用和最低住院标准，每年只需要2000万元，就可以大大降低精神病人危害他人的风险。

　　据参与起草条例的专家透露，《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的实施日程，目前暂时被“搁置”，主要是因为有关部门考虑到国家即将出台精神卫生法，等国家的法律出台后，再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细化制定条例；现在如果急于颁布，届时再调整的法律程序相对麻烦，因此决定暂时“等一等”。(本报记者 储皖中 本报实习生 施怀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