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

　　过去六十年是中国阔步前进的六十年，也是中国外交大发展的六十年。在过去六十年里，我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外交一线，亲历了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回顾中国外交的六十年，我想是否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形势大变化，政策大调整，外交大发展。

　　一、形势大变化

　　过去六十年国际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以为最需要重视的变化是时代变了。

　　20世纪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是在战争中，或者是在战争阴影下度过的。列宁1916年曾经做出一个重要的论断，指出：当时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这个论断为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二次大战后在亚非拉许多国家所爆发的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所证明是正确的，这个论断对中国革命也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也不例外。中国看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会见外宾时曾多次指出：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南北问题)，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我党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论断首次提出：我们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以后，历次党代会均沿用了这个提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我党毅然决然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大转折，不可能有中国后来三十年的大发展。三中全会的公报没有对时代问题做出论述，然而，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却包含一个重大判断，即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否则中国改革开放的布局就不会是今天这样。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沿海地区，可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沿海地区是前线，不发展，等打完仗后再建设。

　　我们再想一想，中国的大发展主要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南方谈话之前，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十分有限，充其量不过100多亿美元，而今天达到了7000多亿美元。1992年中国GDP为26638.1亿元人民币，2007年增至24.66万亿元人民币，南方谈话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同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请注意南方谈话时国际形势：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已解体。按照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念，在资本主义大举进攻的时候，应当关上大门，固守阵地。可是邓小平却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而且开得更大了。南方谈话17年以来，中国大发展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决策是何等英明！这个决策的根据是什么？那就是世界大变化，时代变了。

　　二、政策大调整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也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永葆青春与活力的根本原因之一。形势变了，政策必须跟着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与时俱进。

　　回顾中国六十年的外交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政策有了很大的调整，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目标变了，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施行封锁和禁运，无所不用其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我们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一道同美国人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最后在1953年7月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此后，中国周边地区并不安宁。1961年爆发越南战争，这场战争打了十几年。越战期间，中国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也有不少中国人在与美国人的较量中血洒战场，长眠在越南。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同美国人进行了激烈斗争，不斗不行，因为这关系到人民共和国的存亡。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最后走向破裂。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边界陈兵百万，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受到威胁。

　　所以，在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外交的目标是求生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党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外交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外交的目标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二)主导思想变了，从“立异”转向“求同”。

　　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救亡图存。帝国主义国家把中国人踩在脚底下，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我们不接受欺侮，反抗他们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我们起来革命，这就是“立异”，因为不“立异”就只能驯驯服服地当亡国奴。所以，我们奋斗了100多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为生存而斗争，当然也是要“立异”，要不然我们就很难存在下去。然而，时代变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变了，那主导思想必须跟着变，必须“求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个主题后面是世界各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求同”不是一厢情愿，而是看到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增多的这一现实。

　　胡锦涛主席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庆祝成立60周年的首脑大会上说得好：“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三)外交工作的重点从斗争转向合作。

　　在改革开放前29年，斗争成了外交工作的主导面。同美国斗，同苏联斗，斗的目的是为了生存。我们为斗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求发展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时，那就要合作。中国要发展，如何才能发展起来？那必须得开放。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包括同发达国家的合作。回顾过去六十年中国外交的重大案例，可以看出，我们都是通过合作来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我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建立在平等、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关系是可以持续的。

　　当然，外交工作的重点从斗争转为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斗争，相反，必要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以中美关系为例，1989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后，中美之间斗争还是很多的。但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破裂，而是为了更顺畅地发展共同利益，更好地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