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戏剧，是新闻：

　　河南省新密市工人张海超，2004年6月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工作3年多后，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得以被鉴定，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这位28岁的年轻人只好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铁心“开胸验肺”，以此悲壮之举揭穿了谎言。(7月10日《东方今报》)

　　其实，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前，郑大一附院的医生便对他坦承，“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

　　这个真实的故事令人心碎。张海超的被迫自救，更像在拿健康甚至生命冒险，赌自己没病(肺结核)，而是社会(郑州职防所)有病(“误诊”)。郑大一附院的诊断也证明张海超是对的。不幸的是，由于无权做职业病鉴定，该院的诊断只能作为参考，一切还要看郑州职防所是否会“持之以恒”地继续“误诊”。据说，在开胸后张海超曾找过新密市信访局，答复是他们只认郑州市职防所的鉴定结论。

　　为维权求医，近两年来张海超花费近9万元，早已债台高筑。耐人寻味的是，张海超自知面对的是一家大企业，“我这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也深信在那个企业里与他有相同遭遇的工友，还另有其人。这种“一个人在战斗”的公民形象，其痛感之深，情何以堪。

　　具体到张海超之个案，一方面，表现为相关法律有漏洞可钻。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用人单位很少愿意“自证其罪”。如有医生指出，“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在切身利益面前，企业良心靠不住。

　　另一方面，则是法治与社会之阙如。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类似个案时有发生？为什么自救者时常走投无路，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为什么原本由全社会担负的自救成本，却要由一位孤苦无告的农民承担？在人类还没有完全放弃“以暴易报”的思维前，人们在张海超身上也看到了一种“让人含泪的暴力”，一种并不施害于他人，而是加诸自身的暴力。为证明自身清白(得的是职业病而非普通的传染病)而“开胸验肺”，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残”？

　　由此，也就需要填补相关制度漏洞，把张海超们无奈的个人被迫自救，变成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法“他救”，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比如，在用人单位不愿“自证其罪”的情况下，由政府相关部门或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其罪，或实行“责任倒置”，并接受社会监督，使职业病患者及时进入法定诊断程序；对不严格依法开展诊断工作，害怕承担责任、回避矛盾，甚至恶意“误诊”的职业病诊断机构，予以公开问责。

　　无论如何，如果恶意“误诊”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法律正义能得到有效伸张，如果相关维权制度健全、维权途径通畅，张海超绝不至于要如此与“误诊”对赌，“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