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白玉岭，1988年以来多次收受巨额贿赂，在其办理的近万人的案子中无一被转为刑事案件，都是交罚款就放人，然后或藏匿或毁灭卷宗。他还涉嫌多次强奸少女、嫖宿妓女，在当地激起极大民愤。有关部门查而轻处，致使其气焰越发嚣张。(相关报道见10版)

　　《半月谈》的记者调查得知，白玉岭之所以作恶多年，背后的原因是当地警方管理混乱，监管缺位。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允许特警支队越权专注于查赌、扫黄，并以罚没款项充当经费，因为“特警支队没有办公经费，市公安局就将治安处罚权交给他们”。

　　这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少数基层警方，罚款成了最常用的执法手段，尤其是在赌博、涉黄等案件中，罚款更是警方最乐于使用的执法手段。这里面固然有“经费不足甚至没有经费”的考虑，但更多的，恐怕是一些执法者现实的利益考虑——弹性巨大的罚款权，意味着无处不在的寻租空间。“执法等于罚款”，就是人们给这种怪现象作出的精辟概括。

　　白玉岭落马了，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告诉了人们，“以罚代管”的执法思维，其权力寻租是如此的容易。据说亳州警方已经从“受贿放万人”案中吸取教训，重新明确了各支队职能：特警不再查处赌博、嫖娼等案件。这样的调整当然是必须的，但疑问仍然还在：只要“以罚代管”的执法思维仍然存在，怎么能确保接手查赌、扫黄的其他支队的某些领导不再陷入权力寻租的泥潭？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