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这批农民工的下一代再来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消失。(《广州日报》7月6日)
一个最简单、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农民工”概念消失,那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能叫“市民”吗?即便不是市民,能叫“市民工”吗?
可事实上,他们依然离“市民待遇”相隔十万八千里。在城市,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固定的住所,依然是“暂住”;他们的子女依然不能同市民子女享受同等的教育,依然需要“借读”;他们依然时不时遭受城里人的白眼,依然会为找不到活儿、讨不到工钱而提心吊胆;他们依然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障,没有基本的“市民”待遇。
穿上T恤、牛仔裤的农民工第二代,虽然形象已大为改观,与市民所差无几,可这并不说明他们已是“市民”。不然,当40名外来工人员获批落户上海时,他们也不会激动得泪如雨下。一个户口意味着什么,个中的滋味,只有“农民工”自己心知肚明。改变一个称谓不难,消灭一个概念也容易,但是,难以改变的是“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国民待遇和社会福利。
“农民工”这个称呼或者说概念,是“历史地”形成的,它何时消失,并不依赖于个人意愿。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前,在如铜墙铁壁的户口壁垒面前,在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面前,无论穿上多么漂亮的马甲,无论公共管理部门能“恩赐”几十张户口待遇,“农民工”还是不折不扣的“农民工”。(石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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