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中最应重视县一级

　　现在各地纷纷大批推出年纪轻、高学历的干部，也许正应了一句古语———时世造英雄。

　　当前各种利益冲突的激化，社会矛盾的集中显然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人曾指出基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当然首先是干部，干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党的一切的方针政策思想都要靠人(干部)去推动和落实。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去年年底中央开始了大规模的县委书记培训，公安部也于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县公安局长的培训，像这样全国性的基层干部集中到中央来培训还是很少见的。对地方而言呢，干部调整就成了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民主选举、公推直选、电视直播，以及提拔年轻干部等各种干部任用方法不断推新。

　　王长江教授说，当前干部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折射的都是改革中的问题，干部体制要改革是必然的。如何改，中央和地方都在探索，而且都有很强的探索动力。中央的动力来自于维护党的形象和对党执政前景的考量。而地方的动力比中央来得直接且现实得多，因为地方要直接面对各种各样真实的矛盾和冲突，处理不好百姓就不满意，就要闹事。因此，地方更需要和百姓的沟通和对话，在干部的选任上更需要取得百姓的认同，从这一点上来看，其实地方比中央还有改革的意愿。既然中央和地方都有这种强烈改革意愿，那么改革就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更应该对改革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干部体制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而这里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多重探索为改革指出明确的路径和方向。

　　于安教授说，大规模的基层干部培训要解决的是干部的履职能力问题，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近年来在思想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的创新与发展，基层干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直接、最关键的环节，干部能否适应这一变化当然就需要加强学习和培训。比如说，科学发展观强调以法律的手段进行社会管理，但现在很多政府违法现象多发生在县一级，部分基层干部的法律水平和法律意识还很欠缺。近来比较多发的官员“诽谤案”，一些官员把正当的人民对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当成了对个人名誉权的损害，混淆了私权与公权的概念，这些都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培训来提高认识、提高能力。

　　于安教授认为，县级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中最应受到高度重视的一级管理。在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张力下，县级管理面临着各种最复杂、最根本的利益问题，而与百姓利益最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也要由县级政府来实施，县级政府面对的矛盾多、冲突多，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县级，干部的能力和素质至关重要，基层干部一个最需要厘清的问题就是民生与发展的关系，绝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对民选干部考评规则不宜细化

　　干部的任用与管理离不开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干部的考评，考评影响的是干部的思想观、政绩观。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意见强调扩大考核民主，加大了群众满意度的分量。这与一直以来影响至深的惟GDP英雄论是不同的。

　　于安教授对此的看法是考评机制在原则上应该以公务员法为基础，要贯彻公务员法的基本精神；考评的现实内涵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考评的程序上要更多的公众参与，更多的听取公众的意见。

　　王长江教授认为，干部考评制度建设必须要区分两类人。一类是人民授权的干部，即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干部，他们在管理中充当着决策者的角色。对这一类人的考评不能细化，不需要制定细则，因为他们是民选的，是否有政绩体现在人民是否满意上，人民不满意自然不会再选他，甚至还会罢免他。另一类是执行型的干部，或者说是任命的干部，他们在管理中充当的是执行的角色。对这一类干部的管理应该细化，要制定严格的规则，考评要越科学越好。只有分清了这两类人，我们的干部考评机制才是有意义的，也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王长江教授说，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很多考评是该细的不细，该粗的不粗，各种各样的考察评比过多过滥，让基层穷于应付，无心干正事。而那些本该认真考评的执行部门又没有相应的制度，也没有人去考评他们，这是我们未来的考评机制应该厘清的基本问题。(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