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到案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扛着不说。而侦查活动旨在揭露和证实犯罪，必须让他们开口说话。为此，对立双方各显其能，针锋相对。随着审讯时间的推移、信息的催化、证据的展示以及位置的变化，犯罪嫌疑人内心深处会产生动荡、分化，这时其心理动摇就会通过表情、语言、姿态等表现出来。反贪干警及时察觉到犯罪嫌疑人心理动摇的表象，把握住犯罪嫌疑人心理动摇的临界点，就如同掌握了开启犯罪嫌疑人坦白之门的钥匙。

　　此外，反贪情报源自多种渠道，而绝大多数情报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案情分析中，决策者应具备严谨扎实的法学功底、丰富的社会经验、缜密的逻辑思维和敏捷的判断能力以及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这些综合能力决定着在初查方案、获取证据、搜查追捕、审讯口供中能否成功定罪定案，“稳准狠”地打击贪污腐败犯罪。

　　在朱国祥看来，审讯是门科学，取证是门科学，反贪工作包括搜查追捕程序在内，有许多分支科学。要确保让无罪的人不受到法律追究，让有罪的人无法逃脱法律惩处，公平公正地执法，反贪工作实在是一门大学问。

　　朱国祥记得这样一组数字，2007年国际社会在评判世界各国廉政指数时，中国是86%。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相同指数只有60%多，再往前的80年代期间，相同指数只有38%。

　　朱国祥告诉记者，反腐败是党中央再三强调的重要工作，人民群众呼声强烈，省检察院反腐没有禁区，在办理涉罪贪官时没有摇摆犹豫。尽管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但是，“只要这个干部腐败，那就绝不客气！”

　　【风险解析】权威统计，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7594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211件。

　　白建军认为，检察机关在与职务犯罪案件的较量中，正确起诉至关重要。倘若出现错诉、漏诉，影响到法律的正确实施，影响到正义的实现，国家不满意、人民不满意、法律不满意，这才是反贪工作的最大风险。

　　调查人物：马天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职业风险：确保办案期间犯罪嫌疑人不出意外，反贪干警自己更不能发生意外

　　“看这山水，最多别超过3天，要不就腻味了。”马天博指着近处山峦上的一座宝塔说。

　　这位年轻的反贪局局长率领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办案团队，在北京郊外某办案地点“猫”了近3个月，极少回城里。偶尔进城，觉得城里堵车怎么那么厉害，曾经熟悉的北京城陌生了许多。

　　早在2003年11月，东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就受命负责办理被媒体誉为“新中国买官卖官第一案”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涉嫌特大受贿案。这是一支敢打善拼、功绩赫赫的反贪队伍。

　　提起反贪局干警的工作，马天博说，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在侦查期间刑事拘留只有7天，审查逮捕时限也只有7天，时限短造成的工作压力特别大，还不要说办案中遇到的重重阻力。只要一遇到大案、串案、窝案，办案人员没法不夜以继日、没法不废寝忘食。

　　记者获悉，东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工作人员中多达50%以上的人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有些干警吃饭前必须先吃药，有的干警家人病了顾不上照顾，有干警新婚3天就被召到专案组工作，有干警在爱人怀孕半年里不能相伴一天。

　　但这还不算反贪这一职业的最大风险。马天博认为，最大风险在于，如何确保办案期间犯罪嫌疑人不出意外。

　　“我们绝不带犯罪嫌疑人上楼，要知道，二楼也能跌死人。”马天博说，办案期间绝不能出现死亡、自残、脱逃事件，这是一条硬规定。

　　“我们自己更不能发生意外。”马天博说，尤其在外出时不能出现人身事故。

　　今年3月，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孟维统带领两名侦查员下乡查办案件，在寻找证人调查取证返回途中发生车祸，孟维统3人因公殉职。

　　此事对马天博的震动很大，他说：“不管是去外地取证还是在北京取证，我们对办案人员都要特别叮嘱，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故！”

　　【风险解析】除了一些真正的意外，反贪干警还面临着种种“人为的意外”。白建军告诉记者，反贪干警一旦拒贿，就有可能面临包括遭遇人身侵害、打击报复在内的各种风险。

　　据报道，2008年10月30日晚，陕西省渭南市反贪局局长胡建勤驾车外出约见举报人时，在高速公路突发车祸，不幸殉职；而在这之前，河北省邢台市反贪局局长李会生的家曾发生爆炸，警方认为这是一起蓄意已久的谋杀案件，幸好李会生逃过了死亡劫数，但他的妻子却不幸造成终生残疾。

　　只要腐败行为继续存在，正与邪的斗争就一天也不会停止，反贪局干警的安全问题就不能掉以轻心。白建军认为，如何加强管理，提高队伍素质和专业水平，尤其是在提供更为完善的办案设备和条件等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报记者 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