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今年高考文科第一名何川洋篡改民族成分以换取加分的事件经披露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北京大学招办主任刘明利透露,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北大招生办在核实全部事实之后,决定放弃录取何川洋并报学校批准。

　　北大应不应该录取何川洋,舆论一直分为两派,严惩派认为同情宽赦实为乡愿;同情派则认为应该放过作为从犯的高考状元。两派分歧不在于造假行为应否受到惩处,而在于惩处的方式和对象。同情何川洋的人认为,只要他的高考成绩是货真价实的,就不应该为父母的过错承担责任,应该保留其录取的资格。坚持严惩的认为,一则教育部文件对取消录取资格已有明文规定,二则宽宥何川洋无异于纵容造假,“父母之错”完全可能成为类似造假行为泛滥成灾的堂皇借口。

　　现在,北大在舆论压力之下做出拒绝录取的决定,公众又该如何看待呢?从网上的言论看,似乎仍然是两派:同情派指责北大不够包容不够公平,严惩派则将之看成是维护高考公平的制度之胜利。而在我看来,两者或许都是一厢情愿地过度阐释。一方面,北大原本可能恰恰是想“包容”何川洋的,要不然教育部的文件早就有了,也不用“研究”这么长时间,更不会与何川洋签订预录取协议;另一方面,维护高考公平的一些制度,在某些情形下还可能只是一纸具文。

　　如果我们尝试着从“假如何川洋不是高考状元”的视角来追问,就会发现一切的真相。被重庆考试部门查出与何川洋一样民族身份造假的考生共有31人,可被网友曝光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副县长之女,一个则是高考状元。因为重庆考试部门拒绝向社会公布造假考生的名单,假如何川洋不是高考状元,他完全有可能躲过一劫,所以何川洋的母亲才会将一切归咎于状元身份,而不是造假本身,“如果他不是考得这么好,就不会被网友公布到网上,北大也不会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连造假者本人尚且“反思”如此,能想象北大拒录何川洋会对试图造假者形成什么警戒效果吗?要知道,绝大多数造假者是不可能成为高考状元的,民族加分当然是制胜的法宝。就连何川洋,其平时成绩也一般,成为状元纯属意外。虽然现在他加不加分毫不受影响,可在其父母最初的设想中,却是准备借此为何川洋考入名校发挥关键效用的。而这,正是权贵家长们试图通过造假获取加分的驱动力所在。

　　北大拒录何川洋,看起来像是在维护教育部文件的有效性。可事实上,假若何川洋不是状元,假若此事不被曝光,那么这一文件在实际落实中很可能就是废纸一张。假若这一文件始终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重庆考试部门就不会执法犯法地做出“只取消加分不取消录取资格”的决定;假若这一文件始终得到有效的执行,身为县招生办主任的何川洋的父亲更不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巨大风险,而“贸然行事”。

　　不难看出,北大拒录何川洋本质上只是事情闹大之后迫于舆论监督的结果,既不是基于对现有招生规定的绝对遵循,也跟主动维护高考公平没有关系。倘若惩处造假者只是一种偶然,倘若高考公平得不到制度本身的呵护,那么何川洋因为状元身份而被拒绝录取,确实是可以喊冤的。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