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顾：杭州取消局级领导专车 月补2600元遭质疑

　　浙江省杭州市取消市局(副厅)级以下公务用车，望以此来降低行政成本，解决公务用车的不正之风。5月至今，杭州车改饱受争议。在市政府“坚定不移、积极稳妥”的方针下，改革该如何推进亟待破题。有关专家呼吁加快公务用车立法，让权力制约贯穿改革始终。

　　买不买私家车？成为最近一个月来刘建颇费思量的一件事。老刘是杭州某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因为车改，他所在单位的公车全部上交了，现在用车不仅要预约，还要付汽油费。思前想后，今天，刘建还是买了一辆自行车，除了骑着上下班，当然也包括到基层检查工作开会什么的。

　　老刘所指的改革是：从今年5月4日开始，杭州市将市委统战部、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城管执法局、市司法局等21家市级机关作为一期试点，取消其所有公务用车。这次改革彻底结束了从买车、养车到用车，一切费用都由财政支付的现行公车制度，取而代之以“职务消费货币化”的运行制度。这一改革被外界称为“杭州车改”。

　　目前，21家市级机关的270多辆公车已由新成立的杭州市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收管，其中50%的车辆作为中心工作用车，其余车辆将向社会公开拍卖。

　　这次牵筋动骨的改革，重要背景是公车行政支出持续高涨。据杭州市车改办测算，市级机关一辆公车包括司机在内年均费用为10万元，全市一年公车开支为1.2亿元。

　　在各方关注下，杭州车改率先起步。记者了解到，车改启动以来，关于运行、补贴等的争议一直不断。

　　酝酿了四年的车改

　　事实上早在2002年1月，西湖区三墩镇已率先启动公车改革。机关干部按月发放相应标准的交通补贴，节约归己，超支不补。

　　随后，杭州西湖区所有乡镇(街道)全部实行了车改，义乌全市、湖州南浔经济开发区等地也取消了公务用车；台州、宁波等也积极进行公车改革试点。

　　此前最大的争议是货币化补贴会不会变成福利性补贴？

　　“当时进行的是双轨制改革。就是说保留机关内的部分车辆，同时发车贴。”车改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保证领导用车的前提下，有些领导一边拿着2000元的车贴，一边专车接送照例不变的现象十分普遍。

　　于是，当车改正在各地热烈地进行时，2005年3月浙江省突然宣布暂缓车改。

　　一位参与当时车改的老干部对记者说，要推广车改，有几个障碍必须清除。一是补贴标准的确定；二是单位原有公车的处理；三是原有驾驶员的分流安置；四是车改之后对领导干部用车费用的监督。其中车改补贴最为关键，它是群众心理与实际需要的折中。

　　4年后，车改重整待发。按照实施方案，刘建拿到了1400元的车补。虽然仍实行货币化补贴制度，但与此前不同的是，车贴全部打入市民卡账户。

　　“我可以在公交车、出租车、加油站、车辆年检、车辆保险等与交通相关事项上支出；但不能取现，也不能在商场、超市等地购物。”刘建指着市民卡上的照片说，“这必须本人使用，所以一旦挪用就是个人行为了。”

　　“其实目前最大的争议在于依工作职务层级，划分9个车贴档次是否合适，最高2600元是否合理。”刘建说。

　　2600元是暂行策略

　　当年，浙江省宣布暂缓车改时，西湖区纪委执法监察室主任陈敏在接受记者采访说，“车改最大的阻力往往来自单位的一把手，因为这种改革触动的恰恰是一把手的既得利益。”

　　“要想直接改革掉这些人的既得利益难度较大，谁会把装进口袋的钱再掏出来？2600元是个暂行策略。”一位公务员说，“先用补贴换车，然后慢慢削减补贴，最终实现按实际工作量补贴的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

　　当时曾参与区级车改调研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一辆1.8L排量的公务用车，车价在15万左右。以使用10年计算，每月的折旧费是1250元，加上每月保险费400元、养路费200元、维修费300元，一辆车月固定成本约为2150元。按单位出60%的标准计算，加上每月变动成本中汽油费540元、停车费150元，最高一级的补贴在每月2000元左右。这位人员说，“市级人员在最高补贴标准上提升600元可以理解。”

　　建立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实际上就是公车服务社会化。除警用巡逻车、工商执法车等公务用车外，其他的诸如领导干部配车等全部取消，采用出租车的管理方式。有人说，这样的方式很好，只是将车贴按公务员职务划分显得不合理。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认为，刚出台的政策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在今后的实施中需要进行调整，建议发放车贴可综合考虑用车实际需要来划分。

　　车改急需法制保障

　　“总的来说，杭州车改迈出了突破性一步，不仅能减轻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淡化‘官念’。”杨建华首先对车改表示肯定。

　　就目前而言，至少是能够探清公车行政支出的底了。浙江省委党校张教授认为，一辆公车的开销究竟有多少难以掌握的原因是维修费、过路费是无底洞。即使局长级2600元，一个局也只有一个，整个局的财政支出是清晰可见的。

　　三墩镇党委副书记倪炜告诉记者，三墩镇2002年累计为机关工作人员发放交通补贴20.6万元，与2001年机关车辆交通费的支出相比，节约资金50万元，财政支出同比下降70%。

　　“办公事要自掏腰包。公务员会不会因此对于可去可不去的工作，选择不去，导致电话办公、行政效率下降的现象。”杭州市财政局一位老干部对记者表示他的担心，更重要的是现在领导真愿意打车、骑免费单车去企业、下属单位办公吗？如果企业、下属单位派专车来去接送，不但增加企业、下属单位的负担，而且车贴的作用如何发挥？

　　几乎在车改的同时，杭州市纪委便制定下发了有关纪律，规定车改人员不准以任何名义向其他部门、下属单位、企业或者自身职权范围的服务对象(企业或个人)无偿借用交通工具、司机和报销私车开支、雇佣司机的费用及交通费用；不准收受索要下属或其他单位和服务对象的油票或油料、压价维修私车；不准将公务用车补贴用于与公车出行无关的消费，不得将车贴转借他人使用……

　　“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督措施，纪律就会沦为花架子。”杨建华认为，车改刚刚施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能让相应的监督措施落地。首先车改前后的财政账目应该公开，车改前，财政支出是多少，车改后，又能节约多少经费，都应该向社会公开，发现问题，一查到底，“防止车改成为干部的变相福利。”

　　他认为，可以充分运用公开听证的办法，请出利益相关人和公众一起讨论确定改革方案，毕竟地方财政的使用，涉及纳税人的切身利益。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夏立安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车改实质上是剥离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除公众参与外，更需要刚性制度的推动，“公车私用，一万个‘严禁’不如一个‘入刑’。”

　　因此他呼吁加快公务用车立法进程，“要明确最低限度保留公务用车的范围、使用规范、公车腐败的处罚措施等；同时保障群众和社会舆论对政府机关公务用车的知情权、监督权。”只有走法制化路线，才是公车改革的治本之策。(本报实习生 王春芳 本报记者 陈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