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十次防务磋商昨天闭幕。两天的“促膝交谈”对于改善中美军事现状、增进中美军事交流具有怎样的意义？

　　两军关系重回正轨

　　始于1997年的中美防务磋商此前已举办过九次，不过这一次磋商应该算是比较特殊。一者，这是中美军事交流中断18个月后的首次重启，也是奥巴马就任总统后中美军事领域最高级别的会晤；二者，在朝核问题出现波折、中美舰船在南海屡次发生对峙的大背景下，此次磋商备受各方关注。

　　众所周知，在中美交往的各领域中，军事关系是最敏感也是最复杂的，双方因互信不够在交流中存在很多困难与障碍。在各种双边对话形式中，防务磋商是表现双方关系层次较高的一种形式，也是增加互信的有效途径之一。双方在本次磋商中就中美两军关系、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探讨了进一步加强两军交往的原则和方式，并重申了各自的立场。

　　如何看待这次会晤取得的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指出，首先，此次磋商的顺利举行意味着中美军事关系重回正轨，修复了两国政治经济不断前行军事却滞后的不平衡格局。其次，在探索两军关系如何超越阶段性而走向相对稳定上迈出重要一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会长潘振强认为，此次磋商对于稳定中美关系，推动两国朝合作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潘振强看来，中美“合作”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的内容：一、对于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积极配合、互助互惠；二、对于不同利益，须加强磋商，达成共识；三、对于利益冲突，须建立危机控制机制。

　　据悉，中美在今年年内还将实现最高级别的防务互访。袁鹏表示，军方高层互访在布什时期实为罕见，此次如果能够成行，将是一个重大突破，是对“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这一定位的充实和落实。

　　激活预防危机机制

　　在此次会谈中，中方就美国舰船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侦测活动阐述了立场。双方同意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北京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专门会议，来解决海上军事安全问题。

　　其实，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早在克林顿时期就已建立，但一直运行不畅。如今，时隔十多年，双方才决定举行专门会议，对于沉睡多年的该机制终于被“激活”，专家都持积极看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安全与合作研究部主任沈世顺表示，今年以来，海上是非不断，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专门会议，表明中美双方已经认识到解决问题的紧迫性，同时双方也找到不利于两国关系及地区稳定的潜在冲突点并由此入手，这对维护中美海上安全与利益乃至亚太地区的稳定，避免爆发冲突是有利的。

　　袁鹏认为，在两军最可能出现问题、最易发生擦枪走火的区域就启动磋商机制达成共识，说明双方都具有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意识，“懂得对于危机，重要的是预防在先，而非解决在后” 。其次，比起已经建立的中美军事热线及常规化的防务磋商机制，这一机制的功能性及实用性更强，尤其是提供了另一条危机预防的管道。

　　潘振强也认同该机制务实积极的一面，但同时指出，磋商必须在“尊重、互信、对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属于双方的共同机制不能到头来完全为美方一方服务”。

　　何为“新的正确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代表在会晤中提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试图为两军关系开辟新的正确方向”。

　　此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财长盖特纳等美方政要密集访华，人们似乎看到美国对华态度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那么，在未来对华军事关系上，奥巴马“新的正确方向”究竟有什么内涵？中美双方又应如何定位新时期的两军关系？

　　沈世顺指出，防止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奥巴马上台后一直秉持的主张，如提出“无核世界”及与俄罗斯磋商核裁军问题，因此，希望在全球性事务中获得中国的合作，尤其是加强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奥巴马政府期望开辟的两军关系“新方向”。本次磋商中，双方就亚太安全形势、反恐、朝核、伊朗核、核裁军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袁鹏认为，两军关系应该符合两国政治的发展。在伦敦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与奥巴马会晤时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无论是希拉里提出的‘巧实力’外交还是眼下进行的军事互动，都应以此为准绳。”此外，从军方本身来看，现任国防部长盖茨与前任拉姆斯菲尔德有区别。拉姆斯菲尔德割裂军事与外交，盖茨则认为军事与外交应该相配套，军事要服从外交的布局。

　　潘振强表示，必须肯定美方良好的意愿，但是如何化为行动则更重要。军事交流须有政治基础，而政治基础的关键在于互相尊重，即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关切。“一些问题的确可以暂时搁置，但如果对方不改变自我中心主义，并且言行不符，将不利于两国的合作。”

　　“中美军事关系的道路还很长，若要向着‘新的正确方向’前进，双方还需加强互信、共同努力。”潘振强强调说。(驻京记者 廖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