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战争已经过去30年，两个国家和民族也开始尝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年，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了日本，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亲人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但他拒绝了。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济南。他给自己家带回来的，是一台别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电，却掏钱买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一个心电图仪，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

　　到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打算与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作为中间的牵线人，山崎宏自己掏路费，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当时，他为此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过信，首相后来给他回信，送给他手题的“大道无门”4个字。

　　他开始被媒体所关注。记者来采访，这个沉默了30多年的日本老人终于开口表示，“赎罪的想法一直在心里”。

　　从那之后，直到失聪前，山雍蕴经常听到父亲跟人说起“赎罪”两个字。到现在，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还是经常用呜哇呜哇的声音嚷着“为人民服务”。

　　在诊所办公桌上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

　　岁月开始吞噬他的记忆。他已经记不清这句话是谁说的了。一起忘记的也许还有很多事情，他当年在军队里看见了什么，他怎样挨过了逃难的日子。不过，只要有人问起，他还是会用含混的声音说：“日本曾带给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我要尽一点力来赎罪。”他并不知道自己回答的声音很大。

　　这个日本老人始终相信，赎罪的方式，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

　　有些好事简直微不足道。从1980年开始，他每天清扫自己新搬进的楼房3层以下的楼道。后来，同一座楼的老住户都陆续搬走，换成了来来往往的租户，他也从不间断。几年前，他终于扫不动了，于是，这项工作由女儿山雍蕴接手，直到今天。

　　诊所主人刘谟桐回忆，在他晋升副高和高级职称时，必须学习日语。刚认识不久的山崎宏热心辅导了他，却分文不收。等他带着礼物去感谢时，山崎宏拒绝说：“你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前，这个日本老人，也分别给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教过半年日语口语，同样分文不取。

　　每年，山崎宏都会收到日本政府发给老人的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把这笔钱捐出去，捐之前“从来不跟家人商量”。

　　这个习惯至今都改不掉。一年多以前，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还没来得及组织为灾区捐款，他已经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并拿着报纸，指着新闻告诉女儿“要捐款”。后来诊所集体捐款时，他又捐出了1000元。

　　70多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日本人在异乡从年轻变得老迈，几乎经历了这个国家的每一次大小变化。他经历了“文革”，但这个“一心只想着上班”的人并没有被人批斗。只是有一次，医院里有人故意把“打倒少奇”写成连笔，看起来像是“打倒山奇”，让他觉得难以接受。

　　而自己的国家，对他来说已经逐渐陌生。在办公桌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了一张房地产海报，上面印着大大的两个字：“望东”。以前每到元旦的时候，山雍蕴都要帮父亲给一些日本的亲友寄信，但从几年前已不需要再寄了。老同学、老同事们，都已经不在了，许多年轻人，说不定早已不清楚那场战争。

　　但在山崎宏这里，赎罪仍没有结束，除非到他死的那天。

　　这个时常望着东方的人，决定不回去了。因为朋友和政府都挺照顾，他“挺满意，死了以后就不回去了，永久留在中国”。

　　不过，生前“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想让自己死了只剩一把灰。他决定捐出自己的身体，这样，在“等死”的日子里，就不会觉得“活着没意思”，而“死了以后还是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