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他作为一名日本士兵，参与了侵华战争。6个月后，因为“看不惯军队烧杀抢掠”，他逃跑了。因为回不到家乡，他辗转来到山东济南，并在这里安了家，从此再没离开。剩下的70多年里，他尽全力帮助周围的人，并拒绝了回日本。他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赎罪——

　　70多年来，山崎宏一直在为那场战争赎罪。尽管作为一名士兵，他在其中只参与了6个月。

　　6月20日，坐在山东济南市一家小诊所里，这个老人觉得，自己每天的工作，“除了给小孩儿看病，就是等死”。他已经101岁了，几年前，听力开始渐渐丧失，到现在几乎听不见任何动静。

　　但在街坊们眼里，他仍然是远近闻名的“山大夫”。操着一口浓重的济南口音，穿着一双平底黑布鞋，很少有人能认出他是个日本人。更少有人知道，72年前，他曾在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服役，做一个为军马治病的兽医。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年轻的山崎宏来到中国，随军队转战上海、天津，并在6个月后，挑了个黑夜逃走。他解释，那是“因为看不惯军队的烧杀掠夺，破坏别人的生活”。关于战争的经历，人们只能从他嘴里打探出这么多。

　　从眼前身材略微佝偻、步伐缓慢的老人，很难推想当年那个日本陆军士兵的壮实模样。山崎宏老了，并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因此，5年前，他97岁时，把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填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上印章。

　　“我死后不回去了，就永远留在中国了。”他指着登记表的复印件说。他所说的那个不回去的地方，在日本冈山县，1908年11月，山崎宏在那里出生。1937年,有两个儿子的山崎家，必须送一个儿子参军。因为哥哥已经结婚了，山崎宏便穿上军装，离开了那个盛产葡萄的地方，来到中国。

　　6个月后，逃兵山崎宏最希望能回到日本的家，因此，他决定从天津向东逃亡。在模糊的记忆里，他记得山东半岛最东面，“离日本近，可以找机会回家”。但在日本老家，亲人们以为他早已阵亡了，为他摆好了灵位，并修好了坟墓。

　　这条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几十年。沿路乞讨来到济南后，山崎宏停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人们，给我饭吃，给我水喝”。从此，他再也没有挪过窝儿，一个从唐山带着女儿逃难到济南的女人，经人说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山雍蕴”。

　　“就那么回事。”坐在只有两张办公桌的诊所里，山崎宏微微一笑说道。提起过去的事，他都轻描淡写，有些记忆也渐渐模糊。不时有人带着生病的孩子来找“山大夫”。他便停止讲述，给孩子号脉，然后戴上听诊器，神情专注地检查病情。

　　除了周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诊所，然后10∶30离开。“每天都很准时，风雨无阻。”诊所的主人刘谟桐说。桌子上浅黄色油漆已经有些剥落，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诊所。

　　60多年前，山崎宏在济南也有一间自己的私人诊所。那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他所在的地方还只是郊区。过了几年，他的汉语已经很纯熟，经常能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叫毛主席的人，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

　　后来，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再后来，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吃上了公家饭。虽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山崎宏几十年来服务的，却一直是中国人。

　　他的身份，和他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尽一分力量，向中国人谢罪”的念头，却在他心里藏了一辈子。

　　这个心怀愧疚的人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认识他的人回忆起来，大都像刘谟桐一样，评价是“太客气了”。大多数时间，他见到人，都会欠身微微一笑，却很少跟人交流。他从不串门，不开心的时候，也几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资料，偶尔会哼几句日文歌曲。

　　但悄悄地，他却做了不少事。自己开诊所时，山崎宏给很多穷人看病，都不收费用，尽管他日子过得很紧张。进医院工作很多年后，他的工资都没变化过，一直是83.6元。后来，女儿山雍蕴听别的医生告诉她：“每次涨工资，你爸爸都跟院长说，把机会让给别人。”

　　虽说满腹疑惑，回到家里，山雍蕴却“什么都不敢问，什么都不敢说”。她到现在都记得，父亲一直很严厉，很少笑，做事也很严格，并且常常告诉她“照着做”。而母亲过世早，关于父亲的经历，他自己从来不提，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要不是媒体后来的报道，她甚至从不知道父亲具体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