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藏毒

　　2009年5月4日20时，湖北省武汉市边防检查站执勤人员在对香港至武汉的KA850次航班进行入境检查时，发现一名外籍女性旅客疑点较多，于是对其进行了人身和行李物品检查。检查发现，这名旅客携带的旅行包内有12件花布连衣裙，每件裙子上有18到21颗直径为2.5厘米的纽扣。这一异常情形引起了执勤人员的警觉，执勤人员将其中一颗纽扣撬开，发现里面竟藏有用透明塑料薄膜包裹的粉末状疑似毒品海洛因的物品。经检查，这名旅客所携带的12件连衣裙上共有241颗纽扣，其中的234颗纽扣中共藏有海洛因655.2克。

　　花生米藏毒

　　2008年11月，武警云南边防总队轩莱检查站检查员在对一客车进行检查时，发现有两袋花生米很可疑。花生米靠近芽的地方稍微有点平，花生皮有胶水粘过的痕迹。检查人员把花生皮抠掉，发现花生上有一个洞，里面竟然藏有冰毒。如果每粒花生米的重量有0.5克，那么两袋100公斤重的花生米就意味着有上万粒。为了将冰毒数量彻底查清，检查人员整整用了4个多小时才剥完了所有花生米，最终查获的冰毒共有1500克。

　　玩具藏毒

　　2008年7月，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在抓获贩毒人员顾某后，在其房间发现了一大堆毛绒玩具。因为顾某有女朋友，房中有毛绒玩具也正常，因此并未引起警方注意。顾某落网后，民警又赶去广州抓同犯郭某，在他房间里也发现了很多毛绒玩具，比如H“11°Kiιιy、机器猫。民警觉得事有蹊跷，又赶回杭州，再进顾某家，带走了所有毛绒玩具，结果发现那些毛绒玩具后背被撕开了。经过检测，里面竟有毒品残留。

　　药品制毒

　　2009年5月，公安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高度关注的杨桦、陈文龙涉嫌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案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审。被告人作案手段之新，查获的制毒物品数量之大，涉及人员及作案窝点之多，在全国尚属罕见。据昆明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介绍，近年来，境内外不法分子在难以获得制作冰毒原料麻黄素的情况下，开始用含有麻黄碱的常见感冒药、咳嗽药等药品来提炼麻黄素。杨桦、陈文龙与境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在我国大肆购买含有麻黄素的复方药品，然后运送到云南边境，伺机走私出境。之后，境外贩毒分子从中提取麻黄碱，并用于制造冰毒，然后再将这些毒品走私贩运到我国。公安机关从涉案窝点缴获了10个品种不同规格、包装的制毒物品，净重计18780.19千克。

　　教授制毒

　　从2008年下半年起，安徽省六安市某高校副教授邱某利用自己掌握的生化知识，通过翻阅相关书籍和上网，找到“冰毒”的制造方法，并多次网购制毒原料，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制造“冰毒”数百克，并数次将毒品带到合肥，给认识的吸毒人员刘某品鉴，销售牟利。今年2月起，警方发现邱某大量购买制毒原料腈基苯丙酮，怀疑其有制毒嫌疑，对其立案侦查。4月26日，正在交易的邱某、刘某被警方当场抓获。近日，六安市裕安区检察院以制造、贩卖毒品罪依法对邱某批准逮捕。 (张政)

　　打击新型毒品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仍需细化

　　【相关立法】应更加细化

　　如何提高对新型毒品的防范能力，最大限度地遏制新型毒品的发展蔓延?记者了解到，从法律方面看，我国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冰毒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但是对于诸如摇头丸、K粉、麻古等新型毒品却没有明确的量刑标准，法律在此出现了滞后。

　　为了解决这一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就近年来国内毒品犯罪中常见、突出的K粉、摇头丸等9种新型毒品犯罪统一了定罪量刑标准。意见规定的毒品案件定罪量刑的数量标准是综合考虑各类毒品的滥用和犯罪情况、毒品依赖性、对人体的危害程度及其与海洛因的折算比例等因素而确定的。

　　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刘跃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国家现在对于新型毒品的定罪量刑比起传统毒品的定罪量刑在法律上还有不太完备和不太成熟的地方，现在正在跟有关部门研究，尽量完善、完备对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邬明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现有的法律对新型毒品犯罪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属于“大类”规定，应该进一步细化。

　　【禁毒模式】应转向新型毒品

　　2008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禁毒法》首次将禁毒宣传教育写入国家法律，并明确提出“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记者从公安部网站上了解到，《禁毒法》实施一年以来，各地围绕“依法禁毒、构建和谐”的主题，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广泛宣传禁毒形势和政策，全力推进《禁毒法》进学校、进单位、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场所;公安禁毒、监管、刑侦、边防，以及铁路、民航、海关等部门组织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培训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仅《禁毒法》集中宣传行动期间，全国就组织禁毒志愿者100万人次，组建小分队2万多支，开展禁毒宣传15万场次，受教育群众达1亿多人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周欣对记者说:“过去的宣传最主要针对的都是像海洛因、可卡因这种纯度很高的、危害性很大的毒品，而对于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宣传是这几年才逐渐开展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的老百姓对它们的认识不足。”针对这个问题，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毒品问题专家、上海禁毒专家委员会委员夏国美教授认为，长期以来，整个社会对文化内涵中享受性一面的模糊认识和错位宣传，无形中为新型毒品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我国的禁毒模式急需调整，必须把主要目标从海洛因转向新型毒品。(吴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