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是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它带来的挑战也必然是综合的、全面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洁

　　6月19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教授在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次学习讲座上，作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报告时指出，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决定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适应任务艰巨、发展空间受制、减排压力不断增大等严峻挑战，同时应对气候变化也会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技术创新带来新的机遇。

　　何建坤教授在会后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政府需要权衡好对内对外两个大局：对内是既要发展也要减排，对外是既要树立中国的形象，又要维护中国的权利。他认为，这是现阶段全面看待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点。同时，中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也对整个世界起着关键作用。

　　两年前，中国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开始实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两年后的2009年6月5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再次表明了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认为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就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气候变化问题作出抉择，是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应对挑战的重要机遇。而中国也将积极参与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全力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中国看到的巨大压力

　　在6月12日结束的新一轮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是主要焦点。参与谈判的各方都急切呼吁与中国携手合作，缔结新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

　　据了解，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快，面临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有估算显示，我国2007年能源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60多亿吨，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且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迅速上升，按国际能源署(IEA)统计，1990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0.3%，2000年上升为60.5%，2005年则达92%，目前已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虽然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当前仍约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但已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7倍，在对外谈判中面临的减排压力不断增大。

　　根据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只有工业化国家才必须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不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也包括日本和欧洲，在哥本哈根大会前夕，纷纷要求中国在后续协定中作出承诺。这些承诺不一定是绝对减排，也可以是抑制排放的增长。

　　6月5日召开的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虽然中国的节能减排取得重要进展，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相当艰巨。

　　气候组织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关于世界气候变化问题的季度性研究报告《气候问题展望》(总第四期)认为，中国以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生显著变革，并伴随着中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面临的巨大挑战和瓶颈约束，伴随着中国近期所面临的越来越重大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出现新增长点的形势下，中国国内面临着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严格执行产业政策，淘汰落后产能等迫切工作；需要加快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继续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企业、家庭的节能行动，以及加快高效节能产品的推广；需要加强节能减排的监管和能力建设、人才建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中国政府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成员邹骥教授认为，中国面临的压力中，核心的就是强迫中国过早和过量地承担与工业化国家类似的减排参与责任。只要求中国限制、控制排放，但不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资金，这个是很大的压力。最终也不能排除有些国家会把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到中国头上的可能性。

　　从专家的角度看，应该认真地思考如何把经济刺激计划加上环境的标准，再加上节能、减排的标准，这样就可以引导救市计划向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发展。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完全有可能把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和我们长期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

　　何建坤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对我国和平发展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国内既要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减缓和抵御气候灾害的损失和影响，又必须探索低碳发展的新型现代化道路，破解发展过程中全球碳排放空间制约的难题；在国际上既要缓解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又要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动和激烈的技术经济竞争。我国面临对外争取发展空间、对内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双重任务，两条战线的形势都很急迫，任务都很艰巨，需要统筹协调，妥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