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制度反腐无缝对接

　　现有的纪委、监察部门、反贪局、检察院和法院，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监督和司法体系。民间反腐与制度反腐如何有效对接，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2006年8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上指出，“要拓宽群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的渠道。”2009年1月，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接受新华网专访时也透露，纪检监察机关每天都有专人搜集网上舆情。这表明，在对待民间反腐问题上，高层的态度相当鲜明。

　　据记者了解，不论是我国反腐败职能机构，还是专家学者，都普遍认为，除个人反腐外，一些民间组织，比如社团、行业协会、商会等，应在促进我国依法行政、防范公共权力滥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发挥更大作用。

　　“要增强社会的民主氛围，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行政务公开，为民间组织参与反腐败创造良好的条件。政府要为民间组织反腐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提高其反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杜治洲认为，“作为民间组织必须保持自身的清廉，加强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提升民间组织形象，增强民间组织反腐倡廉的能力。”

　　“要实现民间反腐与制度反腐进行有效对接，关键是要既能让网民反腐的热情和积极性找到制度化出口，又要让官方所具备的侦查和威慑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杜立元律师建议，“一是支持和保护举报人。尽快出台举报法或举报人权益保护法，完善举报人保护启动程序规定、污点证人制度以及具体保护措施规定。除了对反腐举报依法查处外，官方反腐机构应理直气壮地支持举报人的行为，保障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二是建立举报补偿制度。当公众为反腐作出了贡献并支付了成本后，政府应及时给予认定和补偿。”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地区，不仅制定了保护证人的法律，而且还设立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给包括举报人在内的证人予以“特殊保护”。比如英国早在1892年就制定了《证人保护法》，我国香港也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了《证人保护条例》，司法部门对包括举报人在内的证人实施24小时保护措施。另外，包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已均制定了证人保护法。未就举报人或证人保护单独立法的国家，也多将举报人保护规定在诉讼法中。

　　“民间反腐要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社会和谐”，尹韵公研究员认为，“作为反腐部门，对民间提供的腐败线索，要谨慎对待，认真核查，冷静处理，不能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但也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民间反腐收益，保障民间反腐者的权益和鼓励更多的反腐行为。”

　　“对民间反腐的法律制定，前提是确保公民宪法权利不受损害”，齐善鸿教授表示，“要保证公民有对国家机关和政府官员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更有对丑恶现象举报揭露的权利。引导公民行使正常权利，不断提升民间反腐的理性水平，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简单地倡导或者盲目地保护或者一味地苛刻追究责任，都是极端的做法。对这一点，需要从民众到政府机关、到立法和执法机构形成一个广泛共识。”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国际上廉洁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官员都是由民众、舆论与媒体进行集体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的核心命题在于政府愿不愿意把监督权下放给社会。那么，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