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播电台的一篇报道，让郑州市规划局主管信访的副局长逯军，一下子处在了互联网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一句“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问话，遭致“板砖”无数。一时间，“替谁说话”成为网络热词，网友们质疑：一位省会城市的规划局副局长竟说出这样的话，太没水平，应该撤职。

　　而此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宣传部部长强建周，也因为一句“要占领天涯(网络论坛)”而轰动全国。其后，强建周在接受另一家媒体的采访时，承认自己“不谨慎”、“言多必有失”，同时解释了当时的情况：他接受记者采访半个小时，但公之于众的录音只有几分钟；他曾经向记者表示过“刚才的言行有不合适之处，还请海涵，愿意真诚地向她道歉”，但这些并不为人所知。

　　类似逯军、强建周这样，因为“极端语录”而进入舆论风暴中心的新闻人物并不鲜见，其间以官员和强势人物居多。应该看到，极端语录的流行与一段时间的社会情绪、社会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贫富差距下的公平焦虑、权力傲慢中的公正缺失，以及个别官员的跋扈与失德，都会让不合时宜的发言备受关注。但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角度看，热衷于传播极端语录，并不是媒体的最佳选择。

　　首先，新闻是事实的报道，极端语录虽然可以被理解为事实的一部分，却不是事实的全部。尽管一些极端语录可以点中社会神经，但往往只是一些重要社会问题和事实的点滴和皮毛。有些极端语录可以带来一时的热闹，却在吸引眼球的同时，转移了公众视线。公众和舆论可能只是记住了极端语录，由此“追杀”发言者，并激情追问其背后的社会土壤和社会现实，却忽略了对新闻事实的严肃讨论，和解决这一事实所代表的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比如，逯军是郑州市规划局主管信访的副局长，对于记者采访的划拨经济适用房的土地建别墅事件本身，可能并非直接责任人；而强建周也只是宣传部部长，对办理学生银行卡事件，也不是直接责任人。但极端语录一出，热闹一时的网络舆论更关心他们是否应该道歉，是否应该辞职，是否应该受到严厉的行政追究，而社会本应关注的建别墅、办银行卡等事件反而退居其次了。

　　同时，极端语录往往是记者遭遇和见闻的一部分，从新闻专业的角度而言，属于记者采访手记所能涵盖的内容。真正严肃的媒体和职业记者，一般会倡导将事实报道与采访手记分离，采访手记可能会相对主观一些，甚至有时难免断章取义。要知道，叙述新闻事件、追寻新闻真相的过程是艰难、枯燥的，远不是抓住几句不恰当的话那般简单。

　　中国的新闻行业中，在一线从事采编工作的记者，数以十万计。如果，每天数十万记者都忙着收集极端语录，会影响对事实的搜集、整理、叙述和传播，这有悖于社会对记者职业的期待。而“不当之语”的广为传播，也让很多人恐惧于和记者打交道，难以相信媒体的负责精神，也难以形成心平气和讨论问题的舆论环境。一个对记者不信任、恐惧于一两句不当语言变成极端语录的社会，无助于理性精神的培育和发展进步。

　　有人会说，在一些媒体忽视自身社会责任的现实情况下，抓住这些极端语录的媒体和记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能抓住“问题”，本身就是对社会作出贡献，不能求全责备。应该鼓励和赞赏他们的作为，进而为权力受到监督和社会良性发展尽媒体应有的职责。正因为媒体承担着“社会公器”之责，所以更有责任挖掘事实本身的真相，而不是在对方说的一两句不恰当的话上大做文章。只有心平气和地叙述事实，才可能真正引导舆论，讨论问题，达成共识，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

　　同时，也应该看到，转型时期的社会各界也应该逐渐学会和新闻记者打交道。不能见到摄像镜头、录音设备就恼羞成怒，要学会面对媒体，正面回应公众质疑，坦诚接受舆论监督。在互联网舆论推动下，新闻传播走向开放、透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应该成为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必修课。（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