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报道：鉴于近日广州“六乱”问题反弹严重，常务副市长苏泽群专门到市城管局调研。针对暴力抗法抬头，苏泽群要求城管队伍坚持文明执法而不是靠棍棒执法，原话如下：“城管要用心去执法，不要蛮劲去执法，要想办法去执法，要不战而屈人之兵”。

　　苏副市长的用意显然是好的，然而该新闻被一些网站转载后，网友回帖却很负面。思来想去，毛病大抵出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话上。

　　人们对“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陌生，因为它出自举世闻名的《孙子兵法》。战而屈人之兵，需要的是一种战斗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不战而屈人之兵，需要的更多是智谋和阴招，而不是理解、疏导以及常说的“思想政治工作”。两国交恶，究竟选择“战而屈人之兵”还是“不战屈人之兵”，主要是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打仗难免死人，且军费开支巨大，而不动一兵一卒也能瓦解他国或敌军，当然最为“划算”。这种理念和思路一旦“移植”到今天的城管问题上，给人的联想则不那么美好：难道是因为棍棒执法很不“划算”，例如引起摊贩反抗、导致城管队员被打、被舆论抨击、被上级问责等等，所以才倡导更“划算”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由此联想到西方管理理论的演变。从泰罗、梅奥到后来的多位现代管理大师，其理论体系的演变均基于人性假设的演变，例如“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决策人”、“文化人”等等。不可小看人性假设，它是不同的管理理论赖以生成的哲学基础。那么，城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提出又是基于哪一种“假设”呢？对无证摊贩的人性假设肯定存在但未必明确，而角色假设却是不言自明的，那便是：城管与摊贩是一种敌我关系抑或说敌对关系。

　　广州“城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提出不可能是孤立的，它也许代表了多数城市乃至所有城市在城管问题上共同的困惑和寻找出路的渴望。不过，若想找到真正的良方，一定得在“假设”上正确，一定得在根儿上防止偏差和谬误。(以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