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法草案的起草人透露，《精神卫生法》最快有望在年内出台(6月16日《南方农村报》)。

　　上一个引起全国争论的精神病的话题，是北大教授孙东东抛出的。现在这个当口，重新回顾一下孙东东是有必要的。因为，他也是起草者之一。

　　就算他当初对“精神病”过于主观的定义，只是一个“无心之失”，但作为一个业界专家，作为一个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受聘学者，这会否造成《精神卫生法》的“先天缺陷”，实在值得我们关注。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精神病患者可获准免于飞行，但须本人提出申请，而能提出免飞申请的，又被认为属头脑清醒者，不属于精神病患者。孙东东教授的逻辑像极了这种黑色幽默——假如你说你没疯，那恰恰证明你疯了！

　　这种逻辑若出现在精神卫生法中，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种可怕的情况：每一个正常人，都面临着随时被别有用心者送进精神病院的可能。而且，你越说自己没病，你就越被认为有精神病。这也正是最新草案的律师黄雪涛所忧心的：“虽然草案已经历经24年的修改，但仍然不能避免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排除出现‘恶法’的可能，立法还不如不立法。”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孙东东的“精神偏执说”理解为弱度的“精神病”定义，但这样的定义过于宽泛而没有实质性意义。若将“精神病”分成“自我型”、“进攻型”和“防守型”精神病三种。或只有被确诊为“进攻型”精神病的患者需要被采取强制的约束性措施。在西方国家强制收治必须经过司法程序，尊重病人的自决权，对权利和自由剥夺越小越好。即使如邓玉娇那种“双相心境障碍”，一般也都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不需送到医院治疗。

　　从此前广州富翁被亲人送进精神病院等等多个例子可以看出，当前精神病院收治太过随便。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医院坚持“谁送来的，我们就对谁负责”，而没有责任去认定送治人与被送治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这时病人就成了财路，医院会先假定其为精神病。这显然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精神卫生法对此应有明确的条款，对医院惟利是图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当然，政府也应加大对精神病院的财政投入，以解医院后顾之忧。

　　另外，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时刻不能懈怠。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说，在精神病的发现、诊治过程中，表面上看是知识、科学的作用，实则透出权力和统治的魅影。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当事人或其家属顶着“精神病”帽子“被失踪”的屡见不鲜。可见，祛除权力附着的无限魔力是比完善精神卫生法草案更迫切的问题。

　　而要抵御这种被送治的恐惧，则必须赋予每个人证明自己不是疯子的自由和权利。当然这就需要在权力规范行使的理想语境下，让攸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精神卫生法草案的讨论，能得到公众的广泛参与。只有经历了最广泛最充分的利益博弈，才有望收获一个最成熟，得到最大认同的理性的法案。而假如现在我们对一个已经对外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的消息，都还需要专家透露，那么这样的知情模式和讨论氛围，显然不能满足上述要求。 (重庆 李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