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高考季节里，吉林松原高考作弊事件，成为人们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作弊技术已经高超到“间谍”水平，作弊已形成了成熟的规模化产业链，高考作弊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完全去羞耻化，作弊甚至可以公开地、霸道地、理直气壮地进行着，所以这些都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当然，大多数人对于这个事件在心理上应该都不会感到有多么震惊，即使起初有些诧异，只需稍稍转念一想，也就不那么觉得意外了。作弊就是一种造假，既然食品都造假了、药品都造假了，学历文凭、法庭证据、学术成果、统计数字统统都造假了，有的假都造到了可以直接杀人害命的程度了，高考作弊也就是小巫见大巫。至于高考作弊的去羞耻化和公开化，在国人如此重视高考、高考查弊如此严格的背景下，确实需要有一个解释。但是，如果能够证实这样的高考作弊是得到了某些官员....的暗示、纵容或默许，或者得到了利益群体、黑恶势力的保护，那么作弊者如此强横也就丝毫不费解。

　　大家都在呼唤诚信社会，但诚信社会不会自动形成，尤其是当诚信的成本太高时，讲诚信非但不能带来利益反倒会招致损失，就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只要作弊者得不到查处，必然会带来更多的人作弊，于是作弊就这样愈演愈烈，甚而成为当地的一种风气。高考作弊发展到如此明目张胆，大家自然都要去寻找制度漏洞。目前的高校招生把名额分配到了省一级，有人提议为防止高考作弊的地方保护主义，要把招生名额进一步细分到地级市甚至分到县区一级，以把高考变成为一个地区考生之内的竞争。这个提议看起来很好，但实施起来又会引发进一步的问题。高校招生事先按地区分配名额本来就在公平性上有待讨论，如果要各省再将名额分到市区县级，如何来保证公平分配呢？例如，北京大学有限的几个招生名额怎样分配到吉林省的各个县、区、市就是一个大问题。即使名额分配到了市区县级，仍然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是不是还要把名额再细分到各个高中、各个考点呢？在各高校追求招生自主权的今天，这样的名额分配无疑是要把高校招生拉回到计划经济和配给制的时代。

　　高考作弊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吉林松原才有的，高考作弊也不是高校招生过程中惟一的舞弊行为。近来已经有不少关于高校招生中的舞弊行为的报道，涉及到高考、加分、招生等各个环节。当然，应该肯定的是，尽管有些人在高考中的作弊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科技化、产业化、公开化，但整体看来高考仍然是最严格最公平的考试，绝大多数考生都是凭自己的实力参加高考的，尤其是无钱无势的农村考生。高校招生的制度不公不能成为高考作弊的借口，因为高考作弊并没有纠正任何的制度不公，而只是在原有的不公上又增添了新的不公。松原的高考作弊直接损害了吉林省诚实考生的利益，吉林省的行政部门责无旁贷要承担起严肃考纪恢复高考秩序的责任。只要是行政部门真正重视、严格查处，尽管不能保证所有的高考作弊都得到处理，但这样公开的、群体性的高考作弊却肯定是不难杜绝的。

　　一位来自吉林松原的网友在分析高考作弊的原因时就说，我们松原人特别重视教育，特别看重上大学，能上大学、上好大学是一件特别有“面子”的事，因此才会在高考上想出这么多招数来。可见，高考作弊是一种灵活、是一种谋略，要“面子”而不顾“里子”。有人认为松原高考作弊的去羞耻化与我们的社会文化和国民心理很有关系，的确如此。早在几年前就有人讲过，不讲规则而讲谋略其实是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例如曹操的割发代首，就是不遵守游戏规则而是把规则游了戏。历来成者王侯败者寇，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苏格拉底的饮鸩自尽被我们视为迂腐，能够凌驾于规则之上或游离于规则之外，不遵守规则或者遵守与别人不同的规则并从中获得利益，这才是国人认可的智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松原的高考作弊是这种社会文化和国民心理的一个极端表现。

　　行已有耻，知耻近乎勇。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而几十年来的政治折腾，已经把儒家的耻感和自省文化这最后的美德冲击殆尽了。在造假几乎遍及各行各业的今天，防范高考作弊当然必须要加强制度建设，但却绝不是加强监督或加重惩罚就能奏效的。(曲相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