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行事逻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鲜见：一个派出所，因为办公楼落成，便张灯结彩搞起庆典，顺便收一收各方送上的红包。

　　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不认为这事儿有什么不妥，否则就不会在庆典现场特地摆起桌台，专派两名工作人员记账数钱。一时间，前来送红包的人竟排起了长队。

　　我还相信这么做的绝非仅此一家，只不过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杨桥派出所不幸被网友曝光，事情一下捅到了网络上。

　　贴出的几张庆典照片尤其是工作人员数钱的照片，当即刺激了舆论的神经。而令我备感惊奇的，倒并非是那一个个红包的分量。据新华社报道，这些由当地一些企业、区直机关、镇政府、村委会等贡献的礼金，初步统计达11.8万元。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在基层，什么时候权力已经变得如此明目张胆，明火执仗？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发生在安庆杨桥派出所的这桩红包事件，就绝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丑闻了。

　　人们听说过以公权谋取私利的种种行径和手段，但大多是悄然进行，因为他们也知道这种事情端不上台面，只能躲在暗处心照不宣地交易，终归还是要让潜规则潜在水面下。比较而言，杨桥派出所红包事件之奇特，则在于它竟毫不遮掩，以一种赤裸裸的姿态出现。

　　是的，与其说这里折射出的是权力的傲慢与骄横，毋宁说是权力的悠然自得。持有公权的人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已经到了习以为常的地步。他们认为，这就是理所应当，没有什么不妥，所以才会在庆典现场“正大光明”地一一数钱。这种麻木的心态，远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骄横来得可怕。

　　这种心态是否在当下普遍存在？或许正是杨桥派出所的红包事件拉开了一道口子，让人们窥见实情。

　　有理由相信，主事者其实未必是“腐化分子”。据媒体报道，有知情者称，杨桥派出所52岁的所长陶国清很“优秀”，2007年还曾因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荣立过个人二等功。一位网友自称是现场负责记账收钱的女警，发文辩解说，这位“和父亲年龄一样”的所长，“被工作磨得两鬓花白”，自去年办公楼开工以来，便“以所为家，以工地为家”。

　　甚至，听说派出所还为这些收受的礼金开具了收据，至少说明这笔钱并非中饱私囊。那位所长解释说，杨桥派出所财政困难，希望能通过社会捐助解决新楼建设资金缺口。于是，被网友们戏称为“红色罚款单”的请柬，被一一分送到公安系统各单位、区直机关以及当地企业和村委会等100多处。“捐助”变现为庆典上的礼金与红包。

　　看到这一切竟然由一个国家执法单位在锣鼓喧天中不以为意地公开进行，刺痛我的已经不是惊讶，而是悲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不以为意、习以为常已经潜入那些人的思维，蚕食和混淆了是与非的界线。即使是那样一位“优秀”的执法者，原来也并未真正领悟法治的精神，并不明了权力的边限在哪里。相比那些悍然攻破权力边限的骄横者，那些偷偷摸摸的权钱交易者，也许，对这个国家而言，这种从思维深处对法治的忽视、蚕食和混淆，是更加可怕的危险。

　　那位自称当事女警的网友还辩解道，前来道贺的，相当一部分是“各兄弟单位”的人，与派出所并无利害关系，只是因为对派出所艰苦的办公条件“看不过去”。幸好，一些网友给予了毫不含糊的、吻合于法治精神的回击：这些“兄弟单位”的礼金难道不是纳税人的钱吗？纳税人的钱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被用来为“兄弟单位”之间增进情谊礼尚往来吗？

　　上级部门迅速进行了查处，礼金已被悉数退还，安庆市公安局也紧急部署开展针对性的专项整治行动，下发了《关于严禁借用庆典的名义收受礼金的紧急通知》。

　　事情似乎就这样画上了句号。但我企盼，那些当事或未当事的人，从这起风波里学到的，应当是对法治要义的领悟，而非上级传达的禁令。否则，这个国家通向法治的道路将依旧步履艰难。(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