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近日调查说，在成都公交车燃烧事故中，一名目击者所述全是谎言。这名目击者名叫李利群，她曾在媒体上描述，公交车在7点半已经冒烟，她骑电瓶车追赶两里多提醒驾驶员、拨打119却被骂“瓜娃子”。而现在她又表示，她先前讲述时“头很晕”，说错了话。

　　对于一切公共事件，公众需要而且有权知道真相。目击者的描述是调查机构还原真相的一种途径，对于新闻媒体来说，有时还可能是唯一途径。媒体让李利群描述了目击现场，而受众正是根据这些叙述，“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引出真假、是非、善恶等判断。

　　这让我想起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莽林中》：有人报告官府，在莽林中发现一具武士尸体。官府拘传盗贼多襄丸、行脚僧、樵夫、武士之妻等一干证人，展开刑侦，而证人们对武士死亡原因及过程各执一词。这个故事被黑泽明拍成电影《罗生门》，“罗生门”就成了真相扑朔迷离的代称。

　　“罗生门”揭示了人类认知能力上的局限性，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观察角度不同，利益关切有异，知识准备不同，责任心有强有弱，都可能带来认识上的片面性。如果偏听盗贼多襄丸，或轻信武士之妻，得到的可能都不是真相。成都公交车燃烧后，李利群积极向媒体讲述事故经过，现在看来，她的话也是“一面之词”。

　　如果所有讲述都被认定为“罗生门”，那这个世界是不是没有真相，从而也无所谓真假、是非、善恶了？“罗生门”可以说是一个认识论上的哲学命题，它意味着人们很容易被假象迷惑。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人性上的弱点，导致人类认知能力上的局限性。但我们可以通过拓展认知途径、增加认知手段，加上缜密的逻辑思维，来尽量避免陷入罗生门。

　　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一群目击者或证人各说各话，这并不可怕。正是各说各话，呈现了真相的多种可能性，使我们可能“兼听则明”，从而无限地接近真相。“罗生门”下真相扑朔迷离，各方证言异常诡谲，但真相其实也在其中，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认真探求。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面之词也有其认识论价值，若非审慎，不可以轻易将其斥为谎言。

　　但人们常偏信自己“只眼”所见，对自己的判断信心满满，而把别人的说法仅仅当成一面之词。在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中，媒体就把李利群先前所言斥为“撒谎”，而对其现在的说法一概采信。在昆明“小学生卖淫”事件中，一些评论把涉案“父母”当成了无辜受害者，而把有关警察斥为无中生有的警界败类。在邓玉姣刺死官员案中，有些人也过分相信了邓玉姣的绝对无辜。对于他们来说，真相不需要缜密调查、取证、比对、研判，而是光凭直觉就可以“咬定”。

　　他们期盼真相，毋宁说他们更乐于得到自己愿意看到的“真相”。我们也可以说，这些人是囿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步入了认知误区。认知是一个过程，需要准备工具、搜集事实和证据、冷静研判，这些注定了真相不是人们可以随要随取的。但很多人急不可耐，对调查人员构成政治与心理压力，调查人员就有可能罔顾法治、程序，但求真相大白，以塞天下汹汹之口。

　　近两年，我们确实通过全国性舆论参与，大白了若干真相。在公共生活中，真相待白不计其数，我们举全国之力大白几个真相，其价值究竟几何？如果体制不能保障真相大白，全民缠斗出来的真相，可能也很可疑。昆明警方如何让涉案“父母”道出真相，陕西警方怎么撬开周正龙的“虎口”，本身就是“罗生门”。

　　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