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6·5公交事故”之后，舆论反思随即展开，相关焦点聚集在围绕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以及如何遏制事故再度发生的各项建议上。

　　然而这些天却是公交车“火势不断”。6月7日，广州一公交突然冒烟，乘客逃生不当，慌乱中一前排乘客被挤倒并被后排的逃生者踩伤。6月13日上午，深圳一辆320路公交大巴突然在行驶过程中自燃，整辆大巴车被烧成“铁骨架”。

　　这般警报频传，又让我们难以期望“成都6·5公交事故”给公共安全所能带来的警醒。舆论在这一事件中反思说，一定要有“救生锤”。于是各地公交公司立即查漏补缺，为公交补齐消失的救生锤。可问题是，今天上午配齐了，下午又不见了。再补，再丢，何时是个头？

　　舆论在这一事件中还反思说，一定不能再“超载”。于是各地公交公司开始限制乘客人数。有媒体报道深圳、武汉等地因为公交车拒绝超载，赶不上趟的乘客与司乘人员的冲突屡有发生。双方都觉得委屈。评论人自然可以用一句“加大运力”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治道之策。问题却在于，压力都集中在上下班那两个小时，如果满足了这两小时的动力需要，在其他时段，运力又必然多余。矛盾呀！

　　舆论还指责事件调查迟迟没有结果，信息披露虽然较之以往有了长进，核心的部分却仍在“犹抱琵琶半遮面”。十天过去了，事故原因仍然是个谜。纵火说，失火说，自燃说，众说纷纭，无一定论。面对舆论的紧逼，事故调查方却暴出猛料，称一“无业人员”在事发之后对媒体的暴料原来是满口的谎言，而这些谎言严重干扰了公交车燃烧的事故原因调查。

　　凡此种种，事故的发生似乎难以避免。公道地讲，这些事故发生的深层根源，均有着复杂的综合因素。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有疏漏，公交公司安全检查有缺失，公民自身也多存在安全意识与基础道德缺乏。舆论指责或批评政府职能部门与公交公司是舆论监督的应有之义。对于政府和公交公司而言，应该多一些自省，少一些指责。超载的悖论，能否以错时上下班、适当加大运力和灵活调配运力来保障。治理超载的执法能否日常化，使市民的抵触情绪逐渐减少。救生锤配而复失，公交公司能否在足以保证救生的情况下以铁链等物固定，或像海口一些公交公司一样配备粗陋、笨重而不失实用的土制救生锤，较之价格不菲的精良小锤，乘客很难产生“顺”走这些“土锤”的欲望。现场见证人撒谎干扰调查，也可通过证人证言和现场物证的相互印证来排除。言辞证据在今天早已不是事故调查的“证据之王”，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客观的科学鉴定。一个证人的谎言确会干扰调查，但却不应成为长期干扰调查的阻碍，否则，就会反省调查本身是否出现了问题。

　　根据“破窗理论”，没修复的破窗，将导致更多的窗户被打破。反思频频发生的公交大火，不是要政府、公司与公民之间相互指责。在我们这个“民以吏为师”有着深远传统的国度里，政府的自省和自责较之公司自省，更为重要。(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