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实施15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迎来第一次大修，其中的最大亮点在于，有三类商品交易活动应当适用后悔权制度：网上交易；先交钱后签合同的消费行为；交易额巨大的消费行为，比如购买汽车、房屋等。(6月10日《成都商报》)

　　笔者更关心的是：后悔权制度怎样才能切实“落地”？

　　法律条文上的清晰，固然可让消费者维权有章可循，但如果不附加以刚性的外力支撑，后悔权制度难保不成为“纸上的权利”。在逐利的资本内在属性驱动下，面对法律的宽泛限定，商家们总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的手段”，来阻止“后悔”行为发生以及其对自身盈利的“损害”。而倘若缺失了外力保护，缘于现实语境中销购双方强弱力量的落差，只会让这种阻止和规避“顺理成章”。

　　显然，在法律的必要粗放与资本逐利本性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外力与制度细节的赋予，使消费者拥有博弈商家“去后悔化”冲动的力量，才是后悔权制度能否“落地”的关键所在。而往本质里看，消费者与商家的这种博弈，初看只是一种利益博弈，其实更是双方话语权的谈判较量。换而言之，只有消费者拥有较之商家对以上话语权的均等谈判力量后，后悔权制度才能“名至实归”并不被“合法性规避”。

　　当然，“均势谈判机制”所依赖的公允制度或许不可一日速成，但独立第三方却可一试，譬如可由消协组建后悔权纠纷仲裁组织。它应独立于商家和消费者的利益牵连之外，由相关消费学者、法律专家和媒体代表组成。一旦出现后悔权纠纷事件，而又无法自身圆满处理时，后悔权纠纷仲裁组织就可主动通过对消费真相的全面把握，并在与销购双方合理协商的基础上促成其和解。这样既可保护势单力薄的消费者，也能减少消费维权的“马拉松”事件，何乐而不为呢？而这，是否也应在修改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体现呢？(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