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吉林松原高考舞弊禁而不绝,不仅出现教师卖作弊器材获利,领导干部子弟被保送等问题,甚至在高考现场出现考生试卷被抢走抄袭的事件。而对考场上的舞弊行为,监考老师则称“不敢太深管”。(6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可以说,今年吉林松原高考集体舞弊事件,较之以前的广东电白、湖南嘉禾、河南濮阳等地区发生的同类事件,在规模与影响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高考舞弊,无疑打着强烈的产业化、组织化、黑恶化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高考集体舞弊形态,寓示着当前治理高考舞弊正在陷于某种“囚徒困境”——基于高考关系到一种底线公平,必须治理,而现实却始终呈现的治理乏力状态。
在一些地方权力生态恶化的语境下,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被广泛运用的情境下,当前高考舞弊到底可能进入怎样的情境,似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了。从一个人的罗彩霞,到一座小城的吉林松原,一切表明,高考作弊正在以一种无奈的宿命色彩,标注着这个时代有关公平与法治的尴尬。
治理高考舞弊到底为什么这么难,我以为,这背后其实有两个深刻社会大背景。一方面,就是高考本身负载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那一纸高考试卷,包含的,既有考生的个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有学校教育实绩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绩。围绕着这些利益实现,必然演化出林林总总复杂的利益博弈;另外一方面,高考从来又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它牵动着社会各个部门领域。这其实就注定着,高考的运行,必须受社会整体生态影响。比如权力生态、道德生态、法治生态等等。可以说,一切的社会利益复杂博弈,一切的社会法治生态,都可能在高考中聚集。而高考也容易成为集中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落点。
也就是说,高考舞弊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综合治理困境的一种重要表征。依托着这样的思维,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吉林松原的高考舞弊会打着强烈的产业化、组织化、黑恶化的烙印。道理很简单,种种利益博弈的情境早就说明,产业化、垄断化的规模在利益博弈中最容易获得优势地位,带来更大利益收获。同样,那些监考老师对于考场上公然作弊行为,基于“被报复”的原因,表示“不敢太深管”,或者干脆不管,无疑寓示着当地司法生态本身就存在问题。在部门利益化、权力黑恶化的现实语境下,再去审视这起令人触目惊心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就不难找到一切问题的“源头活水”了。
这就是为什么治理高考舞弊总是陷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尴尬境地。只是把眼睛盯在某种作弊器材上,只是把问题指向某些“个人行为”上,只知道盲目迷信一纸法律的功能与权威,是很难从治理高考舞弊困境中真正走出来的。如果在更多的权力系统,在更多利益领域,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依法行政,不能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公平博弈,那么,治理高考舞弊就会永远陷于“囚徒困境”。 (单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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