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松，湖北省荆门市政协原副主席，曾任荆门市建委副主任，规划建设局副局长、局长，建委主任等职，2008年3月因涉嫌受贿罪被湖北省检察院立案侦查。今年2月12日，湖北省随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检察机关指控，高占松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工程建设、房产开发等方面谋利，非法收受7人24次给予的人民币103万余元、美金2.5万元。

　　2月11日，高占松在随州市看守所写下了这份悔过书。

　　我1968年当兵，打过仗、流过血、立过功。1988年转业回到荆门市工作，为荆门城市建设和发展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建委主任。如果不出事，明年60岁的我就退休了，没想到在退休前却失去了自由。

　　从无知青年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又在晚年成为一名阶下囚，回顾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历程，我没有怨恨，只有太多的悔悟和教训。

　　在看守所的日子里，我除了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还时常扪心自问，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毕生追求的理想信念变了吗?一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有时都觉得不了解自己了。

　　理想信念动摇是根本原因

　　我不仅经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还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年代，无论在什么时期，在什么条件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等信念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我对自己的理想信念感到有点迷茫，甚至产生了动摇，于是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的精神都被我在不知不觉中丢掉了。

　　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我放松了理论学习，理想信念动摇。如果一个人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就像一座大厦的基础发生动摇，那大厦倒塌只是时间的问题，一个人出事也只是早晚的事。因此，理想信念动摇是我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

　　法治观念不强是重要原因我国法治建设已有很大发展，法治观念也得到加强，但是，我认为“权力大于法律”的现象仍然存在。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下，我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贯不动摇的，但落实到工作生活中，我往往只注重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注重党的组织制度、原则的落实，注重结合实际做好本职工作，而忽视了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法治观念的增强，最终造成违法不知法，犯罪不知罪。

　　我错误地认为逢年过节收老乡、同事、亲朋好友送来的钱不违法，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所求，我也没有为他们谋利，纯属“礼尚往来”，因此也就都收下了。由于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我也就没有任何设防，更没想过检察院会查到我的头上。

　　去年，李天贵(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案件发生后，我还认为自己与李天贵不同，他收钱是为别人办事，我是节日期间收老乡、同事送来的钱，只不过数额有些大。后来，单位领导多次劝导我，有什么问题要主动向组织讲清楚，争取从轻处理。特别是我的同事也是战友———园林局局长张某自首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于是我在2008年3月26日向单位领导承认收受了他人送给我的钱，并表示尽快安排好家属向纪委、检察院讲清楚。3月29日，我接到湖北省检察院的传讯，此时，我知道一切都晚了。不懂法害了我，因此，法治观念不强是我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

　　不正确行使权力是直接原因

　　建委是具有规划、建设、管理等几十项行政职能的综合执法部门，建委主任不仅具有审批、管理、监督的最终决策权，还兼任投资公司董事长，具有资金调拨权。虽然我们制定了若干规定，对几位正副主任的权力进行制约，但是在别人看来，还是我这个建委主任说了算，自然就把我作为他们的重点攻坚对象。尽管我处处设防，不想为他人利用，可最终还是被老乡、同事说服了，他们利用节日之机送钱给我，我在所谓不违法的情况下，收下了他们送来的这些钱。可见，不能正确行使权力是我违法犯罪的直接原因。

　　除此之外，我国市场经济在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向钱看”、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现象，对我也有影响。看到有的同乡、同学没什么文化，却因炒块土地、改造一条小巷，瞬间就变成了百万甚至是千万富翁;有的同属国家工作人员，可他们却是年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虽然这与他们的个人努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着国家资源或从事的是垄断行业，同这些人一比，我就觉得自己亏了。

　　可有时我也常想起牺牲的战友，还在农村的同学，一想到这些我也感到满足了。我是农民的儿子，那时只想有间房子、一张床、一张木桌子，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就好了。现在房子有了，车子有了，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我真的知足了，要那么多钱有何用?每当想起这些，我就严明家规，不准家人收受他人送来的钱物。

　　处在矛盾中的我，最终没能坚守住底线，收了不该收的钱。(张永光 孙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