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5月19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致函中纪委，建议中纪委、国家监察部和财政部全面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严肃查处用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的腐败行为后，中纪委已回应中国控烟协会公开信，表示将开展禁止公款买烟的相关活动。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方政府在烟草上的大量公款消费被媒体披露之后，成为公众声讨的众矢之的。江苏常州的一个镇，去年一个月内公款消费了2789包中华牌香烟；湖北的一个县，出台红头文件规定全县公务用烟计划为23000条。这样的数字自然是社会不可接受的公共财政支出，此番控烟协会与中纪委等部门的呼与应，也反映出民间机构和权力机构对公款消费烟草的强烈关注和鲜明态度。

　　控烟协会的建议得到中纪委等部门的回应，形成了对于禁止公款买烟的一致意见，但这两方面的机构本身是朝向不同的根本宗旨和目标而展开的。控烟协会的工作，目标是为了减少烟草危害，保护国民健康，各级政府应作为减少烟草消费的模范。而中纪委、国家监察部则是为了约束和监督公权力的使用而立。在公款买烟的问题上，控烟协会控的是烟，而中纪委、监察部等部门控的是公款，一个指向的是社会，而另一个规制的是公权。虽说控制烟草和规范公共财政的都是社会进步的方向，但对于两者来说，无论是通过监督公共财政支出来达致控制烟草的目标，还是以禁止烟草消费来杜绝公共财政滥用，都是一个目标与行动的错位。

　　更进一步说，控烟协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要达至自身的社会目标，应该立足于倡导公共道德和健康意识，以形成社会氛围，推进社会立法来发挥其社会作用，将着立点置于开展行政整顿和查处之上，既是缺乏独立性的表现，也偏离了公民社会的方向。

　　而遏制公务浪费和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则应是通过建立更加严格和透明的公共财政的预算和报销制度，彻底落实各级人大对公共财政支出的审绝权，实现公共财政支出的充分公开和监督，才能从源头上把公务消费限定在合理、有效、清洁的范围之内。将遏制公款消费的思路锁定于通过整治每一种商品和消费项目，必然会陷入禁止公款买烟、买酒、买礼品等永无穷尽的各类整治活动中，不仅耗费的行政成本巨大，其目标效用也恐难完全达到。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够在中央和地方出台的各类禁令中，还能在不断发现奢侈腐败公务消费的社会痼疾中得出结论。(本报评论员 李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