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而户籍制度不改革又无法改变其附着的福利内容。因此，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以打破改革面临的两难处境。

　　户籍改革是个“老大难”，难在哪里？难在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壮士断腕，难在各种利益格局盘根错节，难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实语境，难在城市户口附着太高的含金量，当城市户口特别是京沪穗户口就是高福利的符号时，户籍改革便是难上加难。因此，持允而论，蔡昉先生建议剥离户籍背后的福利内容，可谓“曲径通幽”，有釜底抽薪之妙，一定程度而言，确乎有利于破解改革困境。问题是，一旦破除福利内容，让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与不拥有城市户口的非市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貌似起点公平，但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公平是低端的，即市民和农民一同沦为权利贫困，而不是实现共赢、共富。

　　具体而言，一旦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那些原本享有这些福利的市民则左支右绌，极力反对，没有了福利，不拥有城市户口的外来人口同样会啧有烦言，比如那些农民工依然看病难、看病贵，依然无法享受均等的医疗保障，他们的孩子依然上学难，总之他们仍然不能过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因此，这样的户籍改革又有何益？

　　一个深孚众望的改革应该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户籍改革亦应如此--与其剥离福利，不如拆除樊篱，拆除农民变为市民的各种掣肘，让农民取得和市民一样的地位，取得同等的福利。在改革中，一方面应保证市民享有足够的福利(当然，一些诸如特权应该革除)，另一方面应保证穷人及外来人口同样享有国民待遇，享受像市民一样的待遇。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浪漫的想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国家欠国民的账太多了，如果与欧美一些国家的福利相比，我国国民所享有的福利更是相形见绌。何况在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下，我们的农民所享受的福利更寒酸。正是这一体制性阻碍，直接造成农民权益受损，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市民一样的福利。此外，在保证城市优先发展、便于管理人口等名义下，农民更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学者秦晖谈到欧美国家的福利时曾认为，不管高福利还是低福利，都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覆盖的。低福利就是很穷的人才能有福利，高福利就是不太穷的人也能有福利，但是民主国家从来没有一种制度是只给有权的人福利，越穷的人反而越没有福利。以之忖度，我们可以意识到，当下，我们不需要“损有余”，我们需要“补不足”，即弥补对农民、农民工的亏欠，让他们与市民一样享有国民待遇。

　　同时，整体而言，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他们本身的福利待遇都有必要再上一个台阶。原因很简单，我们国民的整体福利仍然薄弱。比如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曾指出，中国政府在总体医疗费用中的公共投入仅为17%，而美国政府至少投入了总需要的45%。而数据显示，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

　　总之，户籍改革的要义不是户口证从二元改为一元，也不是两败俱伤，而是皆大欢喜，让福利待遇也从二元变为一元，让农民在诸如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方面享有正常的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提升福利未有穷期，随着改革推进，应让所有人的福利保持水涨船高的状态，一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