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 ,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中指出,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他建议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或者把福利上的差距缩小到无须借助户籍即可共享。(6月2日《新京报》)

　　作为国际通行的人口管理办法之一,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证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资料以及方便社会治安。不可否认,确立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二元结构”户籍管理体制曾经发挥出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划地而居”的户籍管理日渐成为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障碍,同时也造就了太多福利待遇的不公——令人痛心的“同命不同价”、屡禁不止的“高考移民”……哪一项不是因一纸附加了太多特权和功能的户口而起?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极不合理却又等级森严的户籍壁垒,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民众待遇的不平等,承载了太多附加功能的户口本也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更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人生而平等也许只是一个梦想,出生地点的不同实际上已经为今后的人生打上了难以抹去的烙印,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寄希望于凭借一纸户口改变今后的命运,所谓的“房奴”因此应运而生——他们不仅是在争取一套房子的居住权,更是在幻想着因此而争取到城市里一切平等的其他待遇。当外界呼吁他们理性消费的时候,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何尝不是他们最为理性的选择?

　　制度设计的公正与公平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改革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二元户籍制度,已经日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尽管早在1998年7月底,国务院就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问题的意见》,出台了旨在改革“二元结构”户籍体制的新的户口管理政策。时至今日,国内户籍改革总体进展依然缓慢,改革目标也远未实现。究其原因,在于附加在户口之中的各项福利待遇很难被一一剥离。在此背景下,尽管上海等城市曾经尝试户籍改革,依旧难以令众人感到满意。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不同地区公共供给水平差异明显的背景下完全放开户籍管理,显然是一座城市难以承受之重,而只要仍然存有一定的“门槛”,则几乎不可避免要受到质疑。前不久,陕西省神木县因“全民免费医疗”遭遇尴尬备受关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城市率先完全放开户籍管理制度,必然面对与神木类似的困境——不仅城市本身的承载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而且对于政府财政也将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显然是某一座城市所无法独立解决的。

　　既然全盘改革户籍制度一时难以实现,那么,逐渐剥离户籍制度所附加的各项福利待遇就不失为一项有效的措施。实际上,户籍制度的主旨是依法搜集、确认、证明公民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信息,与其寄希望于某个城市单兵突进,不如致力于以制度的手段剔除户籍管理中的福利成分——如果一切社会资源都可以通过平等竞争得到,而不是依靠户口给予的身份获取,那么户口本身的含金量将大大降低,自然也就无需担心由此加剧外来者的相对被剥夺感,不仅户籍制度本身的改革难度会减少很多,同时也更加有助于还原户籍制度的本来面目。

　　赵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