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与“礼宾革命”

　　提起中国礼宾改革和国宴的变迁，很多老的礼宾官和外交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他所倡导并推动的“礼宾革命”。

　　礼宾工作是极其琐碎而复杂的，其中的确有大量的服务接待性质的工作。但很多老的外交官都强调，它并非像人们印象里的那种是负责“吃喝迎送跳”的职业，礼宾和一国的外交大局是分不开的，绝不能脱离一国的外交方针而想当然。国宴正是礼宾工作的重头戏。

　　外交礼宾工作的质量，代表国家的形象。外交礼宾工作能否成熟运作，为外宾所接受，则取决于国家整体的国际交往程度和外交形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各行各业都需要在多年征战造成的薄弱底子上重新建立，外交战线也不例外。在首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指导和带领下，新中国的礼宾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很多专家将建国初至 1954 年看做是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初创阶段，其起始的标志分别是新中国外交部的成立和外交部礼宾司的正式成立。1954年底，柯华出任外交部礼宾司第一任司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外交生涯中，对柯华影响最深的就是周总理，就在他刚刚当上礼宾司司长时，周总理就当面告诉他：“外交无小事”。

　　新中国的外交礼宾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和关怀下，参照国际礼仪的通常做法建立起来的。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提出了礼宾改革的思想，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亲自指导外交部礼宾司进行多项改革。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任大使、前礼宾司代司长鲁培新至今仍记得，周总理告诫礼宾司工作人员，要把“礼宾革命”四个字贴在墙上，铭记在心。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二次建交高潮，1955 年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 23 个，但到 1965 年底就达到 49个。当时新中国是采用了“高规格”的礼宾模式，如机场迎送有群众、首脑一级的国宾，还有数公里长的夹道欢迎；国宴的规模很大，并邀请全体外国驻华使节出席，有时一次宴席要摆50多桌。

　　为此，周总理提出要改革礼宾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先从简化礼仪性活动开始，如简化驻华使节递交国书仪式和取消互致颂词、取消国宴上使团敬酒等，后来又针对各地举办宴会有铺张现象，规定了宴会标准、对外赠礼标准等。四菜一汤的国宴标准就是周总理当年定的，一直延续至今。当时在改革时也借鉴了许多国家的“创新”做法，以充实和发展新中国的礼宾风格。比如，周总理提议取消了国宾到访由专机护航的做法。

　　周总理指导礼宾工作最常讲的就是细致和礼宾工作的政治性。在外交部的档案馆里，记者找到了一份1956年2月周总理对国宴形式指示的手稿，周总理强调要改变过去死板的宴会气氛，要用利于沟通的圆桌来代替原有的长桌。这一细节的变化也彰显了周总理指导礼宾工作的细致。

　　外交笔会副会长、前礼宾司参赞吴德广曾发表文章指出：总理教导礼宾司的同志，礼宾安排要根据客人情况而定，要严谨细致。凡是涉外工作总理都坚持事必躬亲，经常打电话到礼宾司，审核礼宾安排，决定宴请外宾桌次和席位，确定菜单等。同时，周总理还多次谈到“从事礼宾工作的同志要懂政治(政策)”。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外交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干扰，礼宾改革的进程也遭受了阻断，许多预先准备实施的改革措施无法按计划施行。但是周总理倡导和推动的“礼宾革命”使得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虽面临“文革”极左思潮的冲击，但仍然在曲折中有所进展，并为后来的陆续改革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与礼宾变革

　　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正是始于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从1979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后期，这段时期在外交学院教授张历历眼里是中国礼宾制度沿革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1978年后，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交工作，进一步加大了对礼宾工作的改革力度。这一阶段的改革本着既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节省中央领导同志时间，同时又体现中华民族崇礼好客，同国际礼宾接轨的精神进行。这一时期，外交部上报了约20项重大礼宾改革方案，涵盖了礼宾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经过邓小平亲自审定的。

　　让一些老的外交官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时期的接待外宾礼仪上，改变最多的就是厉行节约，与国际接轨。这些方案包括停止了向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华访问提供往返专机；控制国宾和其他贵宾访华次数；限制来华重要外宾由我免费招待人数；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等。

　　随着外交局面大发展，截至1978年，驻华使馆增至90家，国宾访华更加频繁，参加国宴的使节和必要陪同及翻译人数常常在宴席中超过半数。考虑到国际上多不请外交使节参加国宾欢迎宴会，外交部上呈改革报告，1978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外交部报告：国宴时中外双方不再发表讲话；不再邀请使节参加国宾迎送和国宴，自此，我国的国宴规模由原来的50桌减到10桌左右，不但做到了不讲排场，也大大节约了经费开支。

　　1984年以后，外交部对国宴的改革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国宴的标准按每位宾客50到60元的标准，如果宴请少数重要外宾，则在每位80元以内掌握开支；宴请来访外宾的次数不宜过多，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一汤。国宴一律不再使用烈性酒，如茅台、汾酒等，根据客人的习惯上酒水，如啤酒、葡萄酒或其他饮料。如今的国宴时间控制为1小时15分钟，而这在过去通常要花两三个小时。

　　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礼宾法规和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他对礼宾工作做了很多开创性的指导，很多从事外交工作的老同志感受最深的就是他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我国国宴的变迁过程，其实就是贯彻改革创新思想的过程。现在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国宴风格，既热情友好，又隆重亲切；既细致周到，又有的放矢；既勤俭节约，又紧凑大方。”鲁培新说。

　　时至今日，礼宾改革发展到了第三阶段，这次改革主要在内部。此前的第二阶段改革上，礼宾工作已经和国际接轨，而第三阶段改革主要体现在内宾接待。2003年，中国高层作出决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将不举行送迎仪式。

　　此次改革得到了舆论的普遍欢迎。外交学院一位专家曾表示，这次礼宾改革体现了胡锦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的意图，此举将有力地纠正党风和政风。也有人认为，这次改革也体现了胡锦涛主席重实事、轻形式的风格。

　　张历历认为，礼宾制度改革从深层次上反映了领导人执政思想的深刻变化，其意义大于礼宾制度改革本身。从建国至今，在60年的礼宾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外交礼宾工作看似年年在重复以往的工作，实则每一个阶段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彰显出我国领导人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