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在这个孩子们一年一度的喜庆日子里，儿童的安全成长问题却让人不得不正视。

　　现在的儿童，安全成长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自2000年以来，仅广东东莞就发生243宗拐骗拐卖儿童案件；2008年，广东审理猥亵、强奸儿童案件300多宗；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意外伤害始终是中国0-14岁儿童的死亡首因。如何才能让孩子安全成长？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界专家、学者。

　　性侵

　　农村留守女童

　　成为高危人群

　　这个案件发生在粤北某县，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爸爸外出打工，留下姐弟俩独自在村中生活。虽然爸爸拜托叔叔、婶婶照顾这对姐弟，但实际上叔叔和婶婶很少过问他们的生活。

　　一天放学后，村里的一个同姓伯伯招呼正在村里游荡的两姐弟到自己家里去玩。伯伯让弟弟在客厅看电视、吃零食，把姐姐叫到了自己的房间，然后残忍地强奸了那个才13岁的女孩。过了一段时间，村中另外一个男人用同样的方法诱骗、强奸了女孩，之后还给了她20元钱。

　　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姐姐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告诉家长和老师。只是有一次，她把事情告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朋友又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很快，女孩被“欺负”的消息传到当爸爸的耳朵里，爸爸立刻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经法医鉴定，姐姐的处女膜陈旧性破裂。公安机关对相关嫌疑人进行了讯问，其中一人承认曾实施强奸行为，但是该嫌疑人却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死亡，其他嫌疑人均矢口否认，加之没有其他可以证明女孩被强奸的人证、物证，最终所有嫌疑人的责任均无法追究。

　　不久前的佛山市，一个15岁少女在姑姑的陪同下到医院做妇检，因为她4个月前做过一次人流，再次接待她的医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并报了警。但是因为医院并没有保留少女人流的胚胎，在调查中又缺乏其他有力的证据支持，对这件疑似亲生父亲侵犯女儿的案件，警方最终只能选择不予立案。

　　妇女儿童工作专家表示，近几年来，少女乃至女童性侵犯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女童成为高危对象，粤西某县一年内发生了类似案件17宗。案件发生后，孩子因为年幼、恐惧、缺乏性知识等，不能及时向家长、老师说出受害事实；有些家长也受传统的“面子”、“贞操”等观念影响，怕传出去“丢人”，不愿意报案；有些家长只是在与当事人反复协商、“私了”不成才去报案。许多案件因此难以及时提取物证，也无法及时检查和鉴定，最终因证据不足无法追究嫌疑人的责任。

　　拐卖

　　城市外来儿童

　　成了重点目标

　　今年4月23日晚8时50分左右，家住东莞谢岗镇的小文在奶奶的眼皮底下被人“偷”走了。

　　事发时，小文的奶奶带着孙子去买冰淇淋，几分钟后，祖孙俩回到出租屋。奶奶觉得很累就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小文则跑到距家门5米外的广场上玩耍。9时10分，小文的家人发现小文不见了，叔叔连忙赶到附近经常和小文玩耍的两个孩子家询问，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家的孩子也和小文一起“失踪”了，三家人都慌了手脚。几分钟后，那两个经常和小文玩耍的孩子在距小文家10分钟路程的莞惠公路边一间小卖店门口被找到。“小文被阿姨抱走了。”其中一名5岁的孩子说，一个陌生的“阿姨”说要给他们买糖，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这间小卖店，“阿姨”说要带小文去其他地方“买玩具枪”，离开了小卖店。就这样，小文被拐走了。

　　虽然50多个小时后，小文被警方顺利解救，但在东莞2000年以来被拐骗、拐卖的孩子里，还有121名孩子没法像小文一样幸运地回到父母身边。他们身在何处？生活得怎样？不得而知。

　　警方资料显示，外来儿童正日渐成为人贩子拐骗的重点目标。妇女儿童工作专家表示，不少外来务工人员虽然来到城市打工，但他们却没有转变在家乡的育儿观念：因为无力承担高额的托管费用，不用把孩子送进幼儿园，而是让他们随处玩耍。不过，这些家长却忽略了城市的危险，以为孩子还能像在家乡的田间地头般安全。

　　伤害

　　三分之一亡童

　　意外伤害所致

　　去年冬天，在广州务工的一对四川籍夫妇的两个未成年女儿，晚上9时到所住出租屋附近的建筑工地玩耍。工地内有一条拴在外墙和支架上的绳子，住在附近的孩子们经常到这里“荡秋千”。因为临近春节，建筑工地没有开启照明设备，也没有留人看管工地，姐妹俩在“荡秋千”时，墙体突然倒塌，妹妹被当场砸死，姐姐腿部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工地经营、施工方疏于管理，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两姐妹的父母疏于监护，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工地赔偿女孩的父母30万元。

　　根据“全球儿童安全网络”公布的数据，意外伤害是中国0-14岁儿童的死亡首因：中国每年有超过20万0-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每三位死亡的儿童中就有一位是意外伤害所导致，意外伤害死亡发生率是美国的2.5倍、韩国的1.5倍。

　　儿童的意外伤害，常常和儿童的监护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有关专家表示，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里有对孩子监护人进行监管的相关条款，但因为没有任何部门或机构能够承担起监管孩子父母的责任，所以即便监护人未能尽到监护责任，也没有相应的措施予以处罚。(本报记者 薛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