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不能只凭行为的动机和出发点而论，还要看其效果和过程。所谓见义勇为，既要有“勇”，更要有“义”。

　　跳桥男子陈富超欲跳海珠桥，却被爬上桥的赖伯推下桥受伤。事后，对赖伯这一行为的看法，民意表现为对立的两方，有人赞赏赖伯是“为民请命”，也有人怒骂赖伯是“杀人凶手”。不过，随着事件的不断进展，赖伯在广州民众中的支持率被逆转：从推人当天的超过七成支持率，直至前日的责多赞少。

　　事件当天，大家看到的是跳桥者爬上海珠桥，为一己私利而损害广大市民的公共利益，基于感性判断，人们会觉得赖伯的行为是“正义之举”。但随着事件逐渐清晰，大家开始意识到：其一，跳桥者只是因投诉无门而被迫上桥；其二，不管跳桥者出于何种目的，赖伯都无权以公共利益之名，将跳桥者从桥上推下，从而危及其生命安全。事件至此，理性又告诉众人，即便是为民请命，也不可以私权代替公权“替天行道”、“行侠仗义”。

　　网民对赖伯推人之举的重新审视，有道德观念，也有法律意识在起作用。基于对陈富超讨债不成而作“跳桥秀”、却不幸受伤的道德同情，以及对赖伯出于好意的见义勇为也要有合理合法的法律意识。因而，跳桥事件在拷问人们在利益与道义之间如何取舍之际，也引发人们对危急关头、个体当如何见义勇为的理性思考。

　　如赖伯亲友所述，赖伯做出推人的举动并没有主观私欲，只是想主持公道，“跳桥让交通受阻这么长时间，他们不能这样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在爬桥之前，他曾如此说过。再结合赖伯以前可能多次救过轻生者的经历，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赖伯是想再一次见义勇为。事实上，赖伯推人下桥后，还以英雄般的姿态向人们行礼致意，表明他为自己的“一推”很自豪。

　　但问题是见义勇为并不能只凭行为的动机和出发点而论，还要看其效果和过程。所谓见义勇为，不但要有“勇”，还要有“义”。所谓“义”，即要符合道德和法律要求。与那些袖手旁观者相比，赖伯够“勇”，路见不平，敢于出手。在大家都束手无策时，赖伯先是向警方自荐去劝说跳桥者，遭到婉拒后，悄悄越过封锁线爬上大桥。在一个需要有人站出来，打破“看客”心态、勇于担当责任的社会，赖伯“不能让他这样损害人民利益”而表现出来的勇气，确实难得。

　　赖伯上桥推人有“勇”，但在“义”上却值得商榷。以“侠客”姿态，私自将跳桥者推下桥，既不符合道义和情理，也有犯法之嫌，毕竟任何公民在见义勇为时都不能损害公众利益，更不能故意伤及他人性命，这是起码的道德理性和法律要求。赖伯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却危及了他人生命安全，这也是网络民意对其倒戈的原因。

　　有“勇”无“义”是莽夫，往往意气用事，不考虑后果；有“义”无“勇”是说客、看客，容易沦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如何做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市民，跳桥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