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湖南娄底涟源市金石乡安监站站长袁军再次把辞职信交到涟源市煤炭工业局，这是袁军第三次以书面形式请求辞职。前两次，袁军的辞职信都被退回。这一次，袁军在辞职报告中婉转写道：身患疾病，请求休假一年。局里再次拒绝了他的请求。自2009年1月以来，涟源市煤炭工业局下辖的48名乡镇安监员，先后以各种理由提出辞职。(相关报道见10版)

　　就笔者的看法，这是制度理性不敌个体理性的一个事件。安监员的现实困境是“没有执法权”，而煤矿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个体，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煤矿老板)富得流油，有的关系通天。”那么，如果发现煤矿存在安全隐患或违规生产，只能向安监大队报告，督促其整改。“但如果煤矿硬是和你对着干，安监员一点办法都没有。”在这样的逻辑下，所谓的制度，所谓的监管，成了一纸空文。也就是说，制度理性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而制度的执行者却无能为力。

　　但是，安监员的职责要求他们必须履行责任，当“机器人般的体力，圣人般的智慧和品德”成为强加于他们的义务时，也就是说，严格执行制度需要靠个体的良心来作为保证时，个体的理性无可避免地得到显现，进而必然挑战制度的理性。当个体理性和制度理性发生冲突时，湖南涟源48名安监员集体辞职就是可以想象的事实了。

　　“安监员请辞”的实质是“安监员难当”的折射，是制度难以有效落地的必然。当一味指责个体理性成为借口时，笔者以为，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制度理性的错位才导致了这种怪象的出现。这让笔者想到了舆论关注的“晋官难当”现象。在笔者看来，二者的逻辑如出一辙，都是制度理性后退而个体理性前移的结果。

　　面对矿难，我们不仅有“晋官难当”、“ 安监员请辞”，还有“矿主赚钱、矿工受难、政府埋单”的恶性逻辑，更有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质问：“我们有法，为什么不去管，为什么就不敢管？”

　　因此，与其追问“安监员请辞”的原因，不如探究制度理性是如何一步步隐退而个体理性如何不可靠的。这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从“晋官难当”到“安监员请辞”的制度反讽，从深层次来说，就是对制度理性的呼唤。(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