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看来，煤矿安全监管是个“肥差”。然而，自今年以来，湖南涟源市煤炭工业局下辖的48名乡镇安监站安监员，却先后以各种理由提出辞职。(5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安监员纷纷提出辞职的第一个原因是收入与付出不相称。在当地，矿工的月工资在3000元，而涟源安监员的平均工资不足1200元。收入差距太大，使安监员们的心理很难平衡。尤其是，安监员们还是有一定技术与经验的人员，过低的收入令他们丧失职业尊严感。不过，更进一步看，安监员纷纷提出辞职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其权能与责任的不相称。

　　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着上级政府加强安全生产的强大压力，这些压力会全部转嫁到这些最基层的安监员身上。为监管矿井的安全生产，涟源市煤炭工业局等相关部门每年下发的文件超过300个。这些文件向安监员、安监站施加了巨大责任，也有相当严厉的问责机制。

　　按理说，如此严格的制度设计是必要的。但是，基层安监站、安监员对于煤矿所能行使的监管权力，却是相当有限的。在涟源市及更大范围的娄底市，煤炭生产是最重要的产业，而官员们的主要考核指标是本市的GDP增长率，这个增长率主要依赖煤炭产业的贡献。也因此，大大小小的煤矿经营者会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形成密切关系。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政府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难以得到有效执行。一些煤矿对政府的相关法规视若无睹，违法违规活动就广泛地、严重地存在着。面对这种情形，基层安监机构必然捉襟见肘。

　　对此，安监员没有被授予足够的监管权力。比如，有些煤矿“带病”违规生产，安监员在下达停产整顿通知无效的情况下，去锁煤矿的门。煤矿与安监员发生冲突，其执法权、甚至人身安全，通常得不到有效保障。

　　凡此种种原因，导致基层安监机构人员压力太大，无法安心工作，提出辞职。这一个案是各个领域的基层监管部门的困境之一。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社会体系，政府设立了诸多监管部门。但上级政府的监管部门通常不进行直接监管，直接监管的责任全部压到基层监管部门。这些机构级别低，人员收入低，并常常置身于复杂的政商关系网络中，监管责任却十分重大，是第一问责对象。这导致监管行为扭曲，或者是滥用权力肆意寻租，或者是放弃监管。

　　因此，治本之策是解决监管体系这种“头重脚轻”的格局，解决监管机构置身于复杂政商关系中而难有作为的那种无力感。政府其他部门默许煤矿违规经营，却要求一个部门进行监督，那监管的权威就会被稀释殆尽。

　　□秋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