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来，部分法规条文在不同人群中产生了不同的理解。防止一些政府部门故意曲解法规条文、钻法律空子，限制公民知情权，逃避信息公开义务，已成为亟待解开的“法律瓶颈”。

　　条例确立了“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准则。但是“不公开为例外”的边界过于模糊，一些政府部门倾向于以国家秘密为由不公开信息。此类案件诉讼到法院后，由于保密法的效力等级高于条例，只要有关部门说是国家秘密，法院基本上就没什么好审的。根据保密法规定，确定密级的源头在本单位，有争议了要到保密局去核定。

　　在有的地方，政府部门遇到了一些申请公开历史政策文件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改制政策、知青返城政策、退伍军人安置政策、私房政策甚至土改政策等，其中尤以申请公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房地产政策的较多。根据条例的立法精神，政府有义务公开历史信息。但是，行政机关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信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要求，有的手续不全，有的程序缺失。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后，这些政府信息成为信息公开的焦点。而一些行政部门在收到信息公开申请后，把信息转移到档案部门。因为根据我国档案法规定，档案基本都要经过30年才能公开。

　　司法实践中必然要涉及秘密信息的举证质证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法院对事实进行全面审查有法律依据，但是就行政机关要不要把秘密信息像其他证据一样，全盘提交给法院的问题，还需要论证。与此同时，法院是不是可以绕开国家保密部门，直接判决行政机关公开信息，这些都缺乏具体规定。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信息是否一定要与自己有切身关系，这是条例实施过程中的又一法律困惑。按照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政府主动公开事项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国务院办公厅的实施意见则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

　　如何解开这些瓶颈，专家给出的建议是：一些政府历史信息不规范是客观现象，但不宜刻意掩盖，还是公开为好，这符合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本质要求；应当修改档案法有关规定，缩短档案封存年限；一些案件诉讼到法院后，在原告资格方面不宜设置太多门槛。知情权利主体范围扩大，已是各国信息公开的普遍趋势。□

　　文/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