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的立场

　　说到底，身份社会是一个梯形社会，在这个梯子上，每一个人都可能站在一个人的肩上，又被另一个人踩在脚下。胡适曾说过，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争国家的人格。

　　不断有城管的负面新闻，对此笔者也发了不少议论，每当又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总在想舆论还能说什么呢？可以说是理不屈词穷了。前几天又看到一则新闻，经济学家厉以宁建议城管对小贩宽容一点，对此广州原城管支队长表示，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广州走鬼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口，“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

　　这位原城管队长的话让我错愕。也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许多城管常常对小贩施以暴力而心安理得，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种植根于内心深处的歧视。所谓“走鬼”、“傻瓜”的蔑称，所谓城市“设防”的观念，不外都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划地为界，隔绝开来。说穿了，这正是身份社会不平等的遗存。

　　所谓身份社会，就是一个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往往取决于他先天或后天具有的身份。改革开放前，人们被分为不同等级，如出身成分、城乡户籍、干部群众、全民集体等。这种附着于人格的社会属性便是身份，一经确定，就很难改变，并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个时候，城市都要分三六九等，不同城市的居民享有不同的待遇，至于一个乡下人要想成为城里人，享受到国家的各种票证发放，那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这种身份制度持续了多年，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更是绝然不相容。

　　现代社会虽然也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却承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在权利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不能有身份的差异。30年前改革开放伊始，首先就是取消了家庭出身的歧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更多的农民涌进城市，人际关系越来越具有契约社会的特征，许多身份限制也在不断被打破，但在人们的观念中，由身份社会形成的不平等意识仍然存在，那个原城管支队长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如此。在他看来，那些流动小贩根本不是一个公民，而是一个“外来人口”，无权在中国的城市自由谋生。

　　因此，城管在当前之所以遭人诟病的根本原因，便是作为一个准执法的机构，从法律上看却是源于不平等的权利意识。对小贩宽容，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维护一个公民基本权利的观念问题。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一观念，观念是可以改变现实的。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提出，应当让小摊合法化，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便是一个值得探索的人性化管理方式。

　　说到底，身份社会是一个梯形社会，在这个梯子上，每一个人都可能站在一个人的肩上，又被另一个人踩在脚下。胡适曾说过，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争国家的人格。反过来说，维护他人的人格，便是维护自己的人格。只有现代公民社会，才会有真正的人格平等。那种不具有平等意识的人，在我看来是称不上公民资格的。这只表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争取人人权利上的平等，仍是任重而道远。(景凯旋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