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早晨，一男子欲追讨被拖欠款项，爬上广州市的海珠桥，引发4小时交通堵塞，市民颇多怨言。在重重警戒之下，一位老伯悄然爬到跳桥男子身边，借口“握握手交个朋友”，连拉带推令男子从高处摔下。跳桥男子多处骨折，推人者当场被拘捕。

　　从法律角度说，老伯在能够充分预见危害后果的前提下，仍将跳楼者推下，已经涉嫌故意伤害罪，但现场居然响起一片掌声。

　　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需要结合一定的背景才能解读。本月初，广州有媒体曾发起关于跳桥秀的公共讨论。据统计，在33天内，海珠桥上就发生了8起跳楼事件，当地绝大多数市民很反感，以致有人算了一笔经济账，8次跳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百万元。之后不到半个月，海珠桥上又相继上演了3起跳桥事件。

　　老伯的这一推，不过是放大了公众审“跳”疲劳的排斥心态。或者说，这虽然只是一个特例，但“推一把”的社会心理却是普遍存在的。老伯的责任，自然可以交由法律去裁量，而跳桥秀却不能不让人正视。

　　每一起跳桥秀的背后，都有一个权利诉求。而跳桥与跳桥秀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穷尽一切维权手段之后的无奈之选，试图以拼死一搏的悲怆换取最后救济的微弱可能；而后者，则多少有一点侥幸的意味，错误地把非理性的维权方式当成了常规化的救济通道。譬如报道中的这名男子，因讨要施工费未果，便不假思索地首先选择了跳桥秀。

　　这便是一种绑架了公共利益的过度维权。需要厘清的是，虽然我们对弱势者应当有更多的体恤和人文关怀，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维权方式，但这并不能成为过度维权的理由，弱势者的行为仍然要受基本社会规则的约束。

　　更重要的是，这将最终伤及维权者的自身权利。跳桥被称为秀，语带贬义，也说明此维权效应的递减。我们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有人冷漠，有人焦虑，我们不可能把每一次的成功都建立在公众的同情、善良和宽容上。跳桥秀愈演愈烈，只能将维权者逼入一个成本越来越高，收效越来越低的境地。

　　应对跳桥秀，管理部门想到了治安处罚，设置巡逻岗位。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归根结底，一些人之所以要选择这种舍弃尊严的维权方式，关键在于权利诉求得不到回应和纡解，制度化维权的通道没有让他们产生信任感。这是权利恶化的一种表现。因此，与其问拿什么来阻止跳桥秀的上演，不如问拿什么来拯救他们的维权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