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国在正确把握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审慎地把实行人口计划生育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使我国累计少生4亿多人；30年后，情势的发展需要我们以更大的毅力和智慧，坚定信心，继续稳定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近日，本报记者就如何认识我国人口领域的新问题，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进行了对话。

　　人口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一环

　　记者：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拉开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大幕，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有效控制两大奇迹。2008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中国需要一个新奇迹》，指出全球经济兴衰可能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再创奇迹。无论是业已创造的奇迹，还是创造下一个奇迹，人口问题都是核心所在。

　　翟振武：人口国情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基础。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正是从这一国情出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始终将解决发展问题与解决人口问题紧密结合，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人口控制，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中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为国家创造了40年的人口红利期，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实现由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飞跃。

　　记者：计划生育取得的巨大成绩拆除了我国人口爆炸的引信，使我们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多了一份底气和从容。然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一路坦途。

　　翟振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出现过反复和偏差，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走过曲折的道路。1953年以前，国家实行的是放任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1953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3%。，总人口突破6亿大关，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开始显现。1954年12月，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1955年3月，中央在卫生部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上作出批示，第一次把节制生育上升到党的重大政策。然而，随后相继出现的政治运动，使计划生育政策丧失了实施的社会环境。20世纪70年代末，为摆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口膨胀的严重困境，国家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执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记者：人口问题不仅仅是单一的人口数量问题，实际上它包括了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诸多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我国在有效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比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攀升。

　　翟振武：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范围是103∶107。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2007年升至120。根据历年人口统计资料推算，2006年，0—26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约1680万人。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是具有男孩偏好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联系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深层原因是父系继承和女儿外嫁的隐性制度，根本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直接原因是B超手段的普及。从某种角度讲，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上也是女性发展权益问题。日本、韩国也曾经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国家相继逐渐回归到正常的范围。可见，发展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总钥匙”。“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目前已成为我国人口计生工作的核心理念。

　　记者：如今，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许多国家遭遇的“低生育率危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新的关注热点。有学者认为，与30年前人口高速增长对就业、消费、资源带来巨大压力一样，近年来全国总体生育水平连年低于更替水平，这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考验。

　　翟振武：我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用四代人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全国总和生育率从1978年的2.72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步入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什么水平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12月，300位人口专家历时两年研究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育率应稳定在1.8，就是现在这个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完全符合国情的。受人口惯性增长势头的影响，今后十几年，我国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人左右，到2033年左右达到峰值15亿人，人口数量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必须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

　　着力提升人口素质

　　记者：据估测，2040年，中国人口结构图将由“金字塔”型变成柱状，老龄化问题将比较突出，有人主张用放开生育的办法缓解老龄化问题，这个办法是否可行？

　　翟振武：实行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是实事求是的选择，其调整和完善也应当随人口发展态势、计划生育工作状况，以及国家发展的全局综合考虑。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十一五”时期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压力的考虑。一方面，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生的1亿多独生子女，大部分已进入生育期，多数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另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比重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小，多生子女和生育一个男孩依然是许多农民的现实考虑，计划生育工作仍是“天下第一难事”。

　　这种情况下，倘若为了缓解“未富先老”的危机无序放开，“人口过剩”的危机更会加剧。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仅将大打折扣，教育、医疗资源的紧张更将加剧。

　　据人口专家测算，如果当前低生育反弹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我国人口数量控制的目标将面临被突破的危险。可见，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我们只能在二者的“博弈”中权衡取舍。

　　记者：有人担忧，随着生育率的下降，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不复存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翟振武：在世界的维度上，人口红利是一个国家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出现的有利经济发展的人口条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约1/3，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4，为社会和国家节约抚养费约17万亿元。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为我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推手。但是，观察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越南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这说明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而非必然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低素质的低成本劳动力只是短期优势，高素质的低成本劳动力才是长期优势。在我国，预计2016年16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9.9亿峰值，2030年为9.7亿，2050年为8.7亿，比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还要多。巨大的就业总量决定了劳动力成本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不会有很大提高，仍然是我国的竞争优势所在。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达47.6%，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如果我们能以金融危机对调整结构形成倒逼机制，加快培养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劳动力队伍，长硬起飞的翅膀；如果我们能在继续发挥人口红利优势的同时，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将在战胜困难和挑战中乘风而起，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李晓宏 薛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