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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韩永

　　5月4日，黄友俭、邓松柏将起诉汝城县政府的信寄往最高法院。至此，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他们提起的“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走过了所有的诉讼旅程。

　　这一次，两人已经不抱希望，所有的希望早已磨损在漫长的诉讼程序中。他们告汝城县政府信息不公开的案子，除了汝城县法院明确表示不属于自己的受案范围外，郴州中院和湖南高院至今沉默，早已过了法院决定是否受理15天的答复期限。

　　法院的沉默，成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一周年时，最让人不安的画面。

　　沉默的法院

　　据北京市高院发布的信息显示，自《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由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诉讼共有10起，目前审结9起。在这已经审结的9案中，有5起不予受理，两起驳回起诉，另有两起原告撤诉。也就是说，没有一起进入实质性审查程序。

　　其他地区的诉讼，也大体经历了与北京大同小异的遭遇。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领全国之先的上海市，据上海市高院行政庭庭长殷勇透露，自2004年5月1日开始试行该制度到2008年年底，共发生400多起信息公开诉讼，除1起政府败诉、13起因和解撤诉外，其余均遭驳回或不予受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前几年和风化雨般的启蒙后，上海市的信息公开诉讼在2008年呈现出“井喷”架势。这400多起信息公开诉讼，有70%发生在这一年。从各省已经公开的年度报告统计，上海市的信息公开诉讼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它被法律专家公认代表了国内在信息公开诉讼上的最高水平，也诞生了国内到目前为止在实体意义上的唯一胜诉案。

　　政府机关拒绝公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涉诉最多的两种答复，一个是“信息不存在”，另一个是“保密”。

　　北大公众参与研究中心主任王锡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回复中的“信息不存在”，可能也与保密有关。“有一些信息，说‘存在’本身就等于泄密。”

　　但公民依法提起诉讼的信息公开，大多并不涉及如此高等的机密，而是集中在一些对义务公开部门来说可能“剪不断、理还乱”的敏感地带。《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的北京三起信息公开诉讼，均有这样的特点：陈育华诉北京市公安局，要求其公开北京历年养犬管理费的使用情况一案，指向政府部门的花钱和收费问题；高立英诉海淀区四季青镇，要求其公开该镇下属柴家坟村南占地单位、建设项目的名称以及土地转让的方式一案，指向政府在土地转让中的操作规范问题；朱福祥、湛江诉海淀区四季青镇，要求其公开该镇下属门头村原土地总面积及历年土地征用情况一案，同样与地方政府的最大财源——土地转让有关。

　　北京市高院常务副院长王振清说，北京市已有的10起信息公开诉讼，大多与征地补偿和拆迁补偿有关。这两个“补偿”，也是全国范围内信息公开诉讼的多发区域。

　　上海市2008年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显示，在所有信息公开申请中，涉及土地管理批文、房屋拆迁许可证及补偿安置标准的申请高居前两位。

　　有法律专家分析，征地补偿与拆迁补偿之所以成为诉讼多发地，在于它既因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因而应该公开，同时又因其潜在的巨大影响而必须谨慎，同时还难以排除义务公开部门在其中可能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