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公开的步伐渐行渐快令人欣喜，但缺乏配套措施的单兵突进也为这项工作的未来埋下隐患。

　　渐行渐快令人喜

　　“以前，找个部委电话，是挺难的事儿。单位曾把每个人掌握的电话汇总，每个人发一份，大伙都当宝贝。现在，上各部委网站看看，电话都在上面。”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实施一年给自己采访带来的便利，《财经》杂志记者叶逗逗深有感触。

　　5月11日下午，条例实施一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对于实施一年的成绩，与会者高度评价，第一个发言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更是声明:“今天我只谈成绩，不说问题。”他把条例实施一年的成绩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对信息公开本身的作用，二是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尽管有与会者笑言姜教授只谈成绩“不符合知识分子批判精神”，但姜明安教授一再强调:“对条例实施的意义，对实施一年取得的成绩，不可低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周汉华同意姜明安的判断。他对成绩做了如下归纳:第一，主动公开是最大亮点。他介绍，专家建议稿和官方起草的最后通过稿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强调了政府主动公开的义务。条例实施一年来，在包括汶川地震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中，主动披露信息都成为政府自觉行动。

　　第二，公民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迈出新步伐。据统计，吉林受理申请4万多件，上海9000多件。

　　第三，电子政务有了发展。信息化时代，如果信息公开不和电子政务公开相结合，很难推开。可喜的是，过去的一年，各地电子政务有了长足发展。

　　周汉华认为，“如果把这一年取得的成绩，放在建国六十年的历史中，甚至两千多年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会发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绩。”

　　单兵突进让人忧

　　同是记者，《新京报》记者钱昊平却和叶逗逗有不同判断。“网上、114查号台，往往只能查到部委总机。通过总机问具体要采访的部门，却十有八九要卡壳。找不到我要采访的人，总机电话有什么用?”他说，有一次实在气不过，他和总机工作人员吵了起来。

　　对于条例实施一年暴露的问题，与会专家有清醒认识。姜明安教授之所以“只谈成绩”，是因为当天上午，中国政法大学也就这一话题组织了研讨会，他“说的都是问题”。在强调“对成绩不可低估”之后，他不忘加上一句:“当然，也不可高估。”

　　作为环境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参与了很多环境诉讼。他说，条例实施，让他们有了新的武器，“以前，信息是否公开，政府一句话。现在有了条例，不给我，我可以去告你，政府有了压力。”

　　然而，使用“新武器”的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王灿发介绍，打环境官司，环境影响报告是最重要的证据之一。他多次希望通过政府调取这一报告，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政府批文可以给你，但报告涉及企业信息，不能公开”。

　　周汉华教授归纳了条例实施一年的突出问题:

　　———各地工作不平衡。截止到5月1日，大部分省市、国务院部委公布了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年度报告。从报告看，各地信息公开工作不平衡现象突出，上海等地工作令人满意，有一些地方应付痕迹比较明显。

　　———结果并不太理想。我国信息公开的核心是主动公开，但实践中做得不太够。征地、拆迁、办公招待费、用车，这些百姓关心，和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却难以得到答案。

　　———数据不客观，标准不统一。对这一问题，王锡锌教授深有同感。他说，某省会城市信息公开数量高达27万件，经过反复询问才知道，连打个电话问个路，也算进去了。

　　周汉华教授说，据他了解，年度报告的数字，一级一级报上来，“在‘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实下，有些数字并不令人完全信服。”

　　———条例孤军奋战。因为缺乏配套措施，很多时候单靠条例，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举例说，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对一些本属于应该公开的内容不敢公开，多是担心引发群体性事件。他认为，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不从制度上松绑，靠条例单兵推进，难以取得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