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彩霞事件”正在朝真相显明的方向发展，人们也正在从震动阶段进入沉思。一个十分容易被人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看起来严密无缝的程序如此不堪一击，一个地位不高的掌权者就可以使之形同虚设？

　　在各种制度体系中，高考招生录取制度一直被视为执行最得力、最认真的制度之一。然而，现实是讽刺的。“罗彩霞事件”的出现使人看到“瞒天过海”竟如此容易。从填报志愿、分数发布到招录完成，时间可以说是相当短暂的。一个瞒天过海事件得以成功，其间需要成套的文件移造，诸多环节的认可，这些能够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完成，造假者的效率令人惊叹，但鉴定识别之粗疏、规则变通之容易也令人感叹。

　　现在，王峥嵘已因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被刑拘，班主任张文迪也被双规，媒体调查指认邵东县教育局一名官员为王峥嵘亲戚并给“中间人”出钱办事。又据报道，罗彩霞事件“操作”时，王峥嵘为邵东县一个镇的党委书记。就是说，一个镇党委书记、一个班主任、一个县教育局官员，以及一个现在还没有露面的“中间人”，就把这个移花接木、瞒天过海的事件办成了，把被认为中国执行得最严格的高考招录制度打垮了。

　　事件当然有权力背景，然而实话说，事件中的权力不可谓大。很大程度上事件不是权力直接作用于招录的结果，而是权力所奠定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的违法投入影响并决定了招录的产物。

　　那么事件应该被归结为“基层的混乱”吗？这当然可以是一种总结；但“问题只是出在基层”，人们会觉得这是小问题。

　　然而若细想，问题就很大。任何一个制度作用于社会，无不是通过“基层”；任何一个国家治理，无不是体现于基层；每一个无权者，每一个无社会资源、无经济能力的人，都生活在“基层”。既然在“基层”，最严密的制度都可以被轻易废去，那么对无力者的加害会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另外，既然很小的社会资源都可以废掉最严密的制度，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资源又能够做出些什么，无疑也会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罗彩霞事件”的问题在于调包，更大的权力和资源可能无须调包而直接获得机会，那同样要穿过严密的制度，而且还不易被发现。

　　在不当权力、关系网络和经济力量交相影响制度执行的情况下，制度严格性有时成了纸面上的东西。治理的可能性惟寄托于公开和社会公义的存在。

　　公正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个道德概念。没有公开，就无所谓法治；公开而不体现公义，则是无耻，无所谓道德。一个公开性不够的社会，使“事情可能被公开”很难成为一个警示，大量破坏规程而未受处理的现象则为“违规没事”作了例证，被捉住的个别行为只会被认为属于“倒霉”。对个别的“倒霉鬼”再严厉，也无改于违规行为的普遍发生。

　　一个公开的社会，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黑幕，这不只是因为黑幕容易被追究，而是“伸手必被捉”很容易成为事实后，很多黑幕被预先“杀死”了。（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