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做什么，都有一个重实效还是重外表的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离开外长这一耀眼的职位二年多了，但李肇星身上的“明星光环”似乎并未减弱。实际上，“浮名”恰恰是李肇星竭力远离的东西。老老实实说话，实实在在做事，是他内心最深处的信条。

　　平民情结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透露，他在政治逆境中曾怯懦过，生活拮据时曾刻意低头看地，渴望捡到一两枚别人丢下的硬币。大人物也有不大之处，正是这一点，令李肇星觉得更爱这位北大老师兼山东老乡了。

　　李肇星坦言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至今悔恨不已的事情。“中学时代，有一次娘提着饭菜来学校看我，但我不懂事，怕在同学面前丢面子，硬把她拒之门外。娘从来没有上过学，这是她唯一一次能跨进校门的机会……”

　　1995年6月18日清晨，八十多岁的母亲在老家山东胶南王戈庄去世。李肇星说：“在五十多岁上失去娘，和许多人相比，我也许是幸福的。在五十多岁上成为没有娘的孩子，痛苦更加刻骨铭心。”

　　有了中学时代的这件事，李肇星终生都把是农民的后代看作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他注重词源学，什么地名、人名都要问来历。他说，自己给唯一的儿子起名“禾禾”，就是为了让他记住自己是庄稼人的后代，终生热爱自己的故土。

　　1963年12月30日，李肇星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许国璋教授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在发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肇星同志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身上有很多农民兄弟的优点……

　　浓重的平民情结，使李肇星在考虑问题时总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有一次他因为声带息肉住院，面对良好的医疗条件，他首先想起的是曾祖母看病的故事：他的曾祖母是一位农村妇女，92岁上还给家人缝补衣服，93岁第一次用药——是李肇星替她到离村子三里路只有一名赤脚医生的公社卫生所，花一角五分钱买的一瓶止咳糖浆。当时，曾祖母喝了后说：太甜了，太贵了，别再买了。

　　有一次，国内某大学研究所所长呼吁取消中医，还说指责他的人不科学。李肇星对此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说，在农村，一大半患病农民住不起医院，不少人只靠较便宜的中草药治病，“听起来吓人的学术研究，也应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否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在外长任内，李肇星当然有自己的专车。实际上，他的不少文章和公务，都是在汽车里完成的。但是，部长的专车在他看来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必要时，部长的腿也会“亲自”走路甚至骑自行车。他透露说，有一个周末临时加班，因为司机住得远，他就跟邻居的女儿借了辆自行车，骑了25分钟到外交部门口。

　　遗憾的是，他当时顺手把车锁在外交部围墙外的一块空地上，结果自行车被偷走了。为此，他特别留意到家门口张贴的公安机关的温馨提示：千万锁好车，严打偷盗自行车的犯罪行为。他说：“这样的标语在国际上太那个了，衷心希望这种标语以后再也不需要。”

　　作为部长级官员，他和老百姓一样有堵车等生活在大城市的日常烦恼。李肇星还透露说，有一次一位部长出席十七大时遇到堵车，那位部长怕迟到，就跳出车跑到会场，途中还摔了一跤。

　　大约45年前，李肇星大学毕业后在当时的北京外语学院翻译班进修。那段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困难，学生们吃饭都要凭饭票，有时候还吃不饱，但谁也不愿告诉外国老师。后来一位叫克鲁克的外国老师知道后，主动教他们“粮票”的地道翻译，而且安慰大家说：英国在二战后也曾供应短缺，人们要排长队领取食物。

　　那时候，同班同学大都家庭经济困难，有时碰到临时任务做翻译都要到外交部行政司借西装，但行政司无皮鞋可借。有一次，一位同学到人民大会堂做翻译，一身西装，打着领带，脚上却蹬着一双球鞋。有人议论：这种打扮不伦不类，但克鲁克却为自己的学生辩护说：好皮鞋不如好翻译。

　　“我一直把他教给我的做人处世的话记在心上。”李肇星说。

　　平常心态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后，李肇星推迟了回国述职的行期，连续在美国最大的六家媒体介绍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严正立场，近5000名美国朋友先后写信给他表示支持。面对各方的好评，他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写道：“在世界面前，我微不足道；和祖国加在一起，赢得了些许骄傲。”

　　美国一位女教授曾评价李肇星平易近人，在美国民众中很受欢迎，“天使能够飞翔，是因为她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李肇星听后颇受感动。他说，一个人最难的是平常心，在任何时候，都别以为自己是什么，有多么了不起。

　　据传，某部委有一次自我考评，不少干部都写上“有时有急躁情绪”的缺点，无伤大雅，甚至近似优点。李肇星说，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这样填过表，直到后来当了外交部党委书记和部长后，“才不好意思这样应付自己了”。

　　在很多文件里都喜欢用“圆满成功”这样的话，李肇星说，除了礼仪场合的外交辞令外，他一直反感这种过头话。“有的司在内部工作总结上写什么圆满完成任务，访问圆满成功。不送来看也罢，印了也就印了，再修改浪费纸张和印刷工人的劳动，但是凡是让我审批的，则统统划掉‘圆满’二字。

　　让李肇星比较反感的词还有“亲自”。“领导无论干什么，往往都要加上亲自、亲临，等等，这有挑拨领导和群众关系的嫌疑”。李肇星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某农民亲自听乡长报告、某士兵亲临战场打仗、某同学亲临食堂吃饭等话呢？

　　此外，充分、进一步、切实、丝毫、毫无、始终等词汇，在李肇星看来，都有为官样文章之虎作伥之嫌。“还有的人喜欢用排比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一口气堆砌三四个，有时候就显得矫情、可笑——简朴是高格调的美”，李肇星说。

　　做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工作，李肇星却有点看不惯一些洋词汇，比如“拜拜”——尤其是在充斥报章的书面语言里。他说：“中文里不是没有再见一词，不必莫须有地出洋相。对外国文化的无知，才需要崇洋，也才会有勇气表演自己的崇洋”。

　　1986年，李肇星作为新闻官访问意大利，席间看到邻座一个大胖子，领带也没有扎，很洒脱，就向他问候并询问他的大名，对方很惊讶，原来那人就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李肇星并没有因为没有认出这位大名人就感到难为情，他们真诚交谈，很快成了朋友。帕瓦罗蒂当时正好即将到北京演出，就提出要赠票给他，李肇星想到演出的时候他正好不在北京，就拒绝了。事后很多朋友都说他“傻”。

　　对于“傻”，李肇星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当学生时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后来当了外交官却常常惊叹自己的幼稚。“一位很有些名气的外国记者曾告诉我：他第一次访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觉得学了不少东西，回国后便写了本关于中国的书。后来连续在中国住了两年，却不敢轻易下笔了。”

　　对于母校，李肇星的评价是“北大是第一个把我从‘自以为是’迅速改变成能‘自以为非’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