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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郑少东们似乎在揭开一个崭新的思路：利用手中的法规制定权，以法律的威力为一个人“开道”

　　本刊记者/韩永

　　在黄光裕被调查接近5个月时，其案所涉官员的“重量级”被再次刷新。

　　4月16日，中纪委向媒体证实：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中共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被“双规”，案由是“严重违纪”。媒体后来证实，二人之“违纪”均与黄光裕案有关。

　　这标志着，黄光裕案所涉官员级别，已由此前的副部级，提升为正部级——此前涉入该案的最高长官，是公安部前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

　　这一次“升级”，据说给看守所内的黄光裕带来了巨大压力。此前有报道称：4月底，黄曾在看守所谋求自杀，被及时发现而未遂。有推测认为，黄光裕的压力，不仅来自已经归案的官员，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隐秘。

　　“落水”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广东省公安系统连破“东星轮”千万港元抢劫案、“世纪贼王”张子强案和“长胜轮”海上抢劫杀人案，威震寰宇，被外界誉为“逢大案必破”。这些显赫战绩的背后，有两个主要操盘手：一个是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的陈绍基，另一个是他的得力爱将、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的郑少东。

　　陈绍基涉案，让不少广东人唏嘘。

　　从1991年起，陈绍基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从1993年起主政广东省政法委9年。在这11年间，他以彪炳的业绩为自己赢得了“南粤政法王”的美誉。

　　但腐败的种子或已在此埋下。据知情人士透露，陈绍基、郑少东，以及广东省前任纪委书记王华元的“落水”，可能都与“公海赌王”连超有关。作为当时最具规模的五星级豪华游轮“海王星号”的主要投资人，连超在内地官场关系熟稔，经常邀请一些官员上船小试身手。在办案中与连超多有交集的陈绍基们，被连超请上船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而此时的黄光裕，早已是“海王星号”上的常客。2008年1至10月份的航空记录显示，黄光裕曾十余次往返于内地与港澳之间。而其数年前的往返记录更为频繁。接近警方的人士还透露，在连超的帮助下，黄光裕还可利用隐蔽身份往来于上述诸地。

　　黄光裕频繁光顾赌场，除了一试身手的诱因，还便于与那些他认为手握重权的政府官员交易。最典型者，上世纪90年代“慕马案”的主角——沈阳市前副市长马向东，在赌场3日内输掉上千万后，就赶紧回去买官卖官，以解决“供血”不足。

　　虽然具体细节尚有待证实，但黄光裕利用牌桌大搞行贿，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三名官员先后“落水”，还有另外一条可能路径，这条路径的核心，是郑少东与黄光裕的同乡关系。陈绍基是中山人，但这个中山人有一个潮汕籍的“死党”郑少东。于是，黄光裕与陈绍基之间的关节，存在通过郑少东打通的可能性。

　　而王华元与陈绍基之间，工作上有长达8年的交集，在陈绍基卸任省委副书记后，王华元又接任政法系统的主管领导。于是，在黄光裕和王华元之间建立沟通渠道亦不是难事。

　　“慎刑论”联想

　　陈绍基被“双规”后，其之前有关“特赦”的言论引发了新一轮的联想。

　　2008年“两会”期间，在讨论“两高”报告时，全国政协委员陈绍基个人建议：在国庆60周年时，对罪行较轻的罪犯实行特赦。“这将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很好的作用。”他说。

　　虽然陈绍基提此建议时，黄光裕尚未因涉嫌操纵股价罪被调查，但有人还是注意到了其间的关系，特赦言论背后或许隐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逻辑，在当年的“两会”上，陈绍基还建议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

　　而到了去年12月份郑少东抛出的“慎刑论”，目前看来前后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慎刑论”的核心观点，是“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从社会的反应来看，以郑少东在今年1月19日被证实“双规”为分野，表现为饶有兴味的两种态度：1月19日之前，网民几乎一边倒地指责这一论调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1月19日以后，则又近乎一致地表现出意味深长的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

　　郑少东说，之所以要对企业高管慎刑，是因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上中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经济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打击经济犯罪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日益繁重，执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法学专家称，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经济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打击经济犯罪的任务日益繁重”等现实，只能推导出要严格执法的结论，而不是要对违法者网开一面。况且，越是金融危机，就越容易暴露问题，一些经济繁荣时被遮盖的问题，比如三角债、非法集资、资金链断裂、逃债、拖欠工资等等，全都借着危机从隐性走向显性。

　　发生这些问题，损失最大的是债权人和职工，也包括要为丢下烂摊子一跑了之的企业高管收拾残局的政府。所以，无论从出于自保还是他保，政府的合理作为都是严格依法办事。

　　“慎刑论”招致怀疑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公众对黄光裕在2006年的非法贷款案中蹊跷脱身的联想。2006年10月30日，媒体披露“黄光裕兄弟向中国银行恶意骗贷而正协助调查”的传闻，涉及资金近十亿。当时的情况是，黄光裕胞兄黄俊钦执掌的“新恒基系”资产已被全部查封，银监会正密切参与摸查“新恒基系”及黄光裕掌控的“鹏润系”的整体银行贷款与负债。

　　但到了2007年1月16日，国美电器发布公告称，公安部针对黄光裕及其间接持有的鹏润房地产公司的“协助调查已经正式撤销”。

　　当时主持这项调查的，正是在今年年初已与郑少东一起被“双规”的郑的副手相怀珠。

　　制度的变异

　　有业内人士担心，如果郑少东不被识破，依然“潜水”，其大力提倡的“慎刑论”或许真的可以还黄光裕一个自由身。现在“慎刑论”前途未卜，即便实施，也很难在众目睽睽下施恩于黄光裕了。

　　一位法界专家分析，中国贪官对行贿者的庇护，或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思路：先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利用手中缺乏监督的自由裁量权；在自由裁量权用尽后，就一点一点地侵蚀法律的存在；现在，郑少东似乎在揭开一个崭新的思路：利用手中的法规制定权，以法律的威力为一个人“开道”。

　　这三种方式的区别，在这位法学专家看来，表现为社会为此支付的成本不断加大：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适用，侵犯的是合法框架下合理的诉求，但要承担道德的风险；践踏法律，侵犯的是法律的尊严，但要承担违法的风险；到了要为违法者修改或制定法律的时候，法律就已经异化为助纣为虐的工具，此时，整个社会就会被这个恶法所挟持。

　　上述专家说，这并非是一个必然的路径，但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往往增加了其发生的可能性。并且，这一过程的演化，总是与贪官所受之利益大小，以及贪官本人的权限密切相关。当一种足够庞大的利益和一种足够强大的权力最终媾和时，制度就难免发生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