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与沉默

　　网上有人说，其实说了也没什么。他沉默一下，说，可是我没说

　　妻子杜英还是能感觉到他的变化。

　　女儿的同学最早从网络上看到这件事，告诉了女儿。女儿告诉了杜英。

　　“不可能”，是杜英的第一反应。她说自己了解丈夫的为人。

　　让她觉的安慰的是，女儿，女儿的同学，周围的朋友，都站在了丈夫这一边。见到她，都会说网上是瞎说。

　　不过她还是担心丈夫。张周凯有时候会变得沉默。坐在客厅里，大段的时间不说话。有时候会问她，为什么会这样？他想不通。

　　杜英安慰丈夫，没有做，就别想太多了。张周凯闷闷不乐的时候，她会陪着他聊聊天。

　　对于张周凯比较有效的卸压的方式，是跑步。跑得满头大汗，睡眠就沉一些，很多事情也就不去想了。

　　杜英说，过了年，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件事情慢慢退出了他们的视野。

　　张周凯的同事很少去谈论这件事情。

　　他们说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

　　张周凯只是在谈到媒体的影响时，会突然有了情绪。他突然坐直身子，谈到证据，逻辑链。他会说，我是学法律的，关于“救救我，我是张书记”，在法律上应该由谁举证。

　　张周凯只有在此时会承认，他偶尔想起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谈了一会，他会突然发现自己“说多了”，“不提了，过去了”。

　　网上有人说，其实说了那句话也没什么。张周凯沉默了一下，说，可是我没说。

　　　　救灾与“工作狂”

　　工作时常忘记了自己也是灾民，晚上回家，看到一生的积累烟消云散了，内心便觉索然

　　张周凯更愿意提到的，是被埋了75个小时的恐惧。

　　他说，那种恐惧有段时间一直紧跟着他。他常常会梦见大山压在身上，他推得满身大汗，却怎么也推不开。去年6月份的时候，每天几乎都要做这样的梦。为此，他找过心理咨询师。

　　他的灾后记忆，是从第一眼看到北川开始的。

　　从废墟里出来时，他是被蒙着眼睛的。他被送到了一个大坝子的帐篷里，医院已经住不下了。

　　张周凯清晰地记得，有个医生看到他，对他说，我今天一个人就截肢了十几个人。张周凯听说北川毁了，特别想看北川到底成了啥样子。

　　他去了北川任家坪。第一眼看到北川，他觉得自己“像得了重感冒，浑身软得没有办法形容”。他说就像又被废墟埋了一次，恐惧、孤单、无望。

　　政法系统严重受损的消息，让张周凯更加觉得孤单。

　　5月17日，他开始工作。第一个任务是抢救财产，主要是公安局、财政局、村镇银行等有枪或有钱的单位。

　　在县委大楼附近挖的时候，张周凯又绕进去看了一眼。他说想看看还有没有人在废墟里坚持。

　　随后他的任务是到大山里面救灾。背着小帐篷步行200多公里，去村里组织接收空投物资。

　　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漩坪乡。当时老百姓都在往外逃，猪羊这些牲畜跑得漫山遍野。他和干警要把这些牛羊撵到一起。路上碰到一匹马，他摸了马一下想拦住它。被地震吓坏的马扬起身子，一下子踢到他的大腿上。

　　他说灾后，让老百姓早点见到政法干警，老百姓心里才踏实一些。

　　他和副书记王清双白天出门，晚上在帐篷里商量着怎么恢复政法系统。5月18日，政法委员会开了第一次会议。

　　在前期的救灾中，张周凯说他记忆最深的是去年“9·24”洪灾。板房区刚刚建好的1900多间房子，瞬间被淹了。灾民没跑赢的，死了3个。

　　他负责板房的清理，和部队在一起清淤泥清了半个月。清到五六天的时候，全臭了。从早上清到晚上，臭味熏得整个脑壳都是晕的，就像轻微中毒了一样。

　　他说那次大喜大悲的转换让他印象深刻。

　　北川政法委副书记说，张周凯是“工作狂”。而张周凯觉得，北川政法系统破坏如此严重，不推动又不行。

　　张周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在显微镜下生活。或者说，整个北川都生活在显微镜下。

　　他也批评下属，但有的下属面临着家庭的失去和信心的丧失，又是脆弱的。批评完了他就后悔。他也怕下属出事。政法委的工作人员现在基本上还是没有周末的。

　　这种压力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有一个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多次在他办公室失声痛哭。常常是大家工作完了，打一壶酒，喝倒在桌子上，喝醉了就哭，哭完了继续上班。

　　听说北川宣传部副部长出事后，张周凯第一反应就是去找那个工作人员聊一聊。

　　“我们是干部，也是灾民。”张周凯说，常常工作的时候忘记了。晚上回家，看着什么东西都没了，一辈子的积累都烟消云散，突然觉得内心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