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

　　毛泽东首访苏联：中苏同盟的起点

　　毛泽东亲自为斯大林选好了足有两车皮的寿礼——一车江西蜜橘和一车山东大葱，这也是中外外交史上少有的“国礼”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将访问莫斯科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苏联为之轰动。

　　维尔什宁，这位卫国战争时期的歼击机飞行员，决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定要写出一首讴歌社会主义中国的歌曲”。《莫斯科-北京》经瓦·穆拉杰里谱曲后立即红遍中苏大地。

　　毛泽东听到这首歌后，当即决定要亲自见一见歌词作者。然而，维尔什宁因他人诬告，被划为“苏维埃政权的异己分子”。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关切，指控被撤销，他很快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助理，这是当时中苏特殊兄弟关系的写照。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这首歌没人敢唱了，维尔什宁失去了所有耀眼的头衔，贫困潦倒地死在雪地里。

　　一个人的荣辱浮沉，却见证了曲折的中苏关系史。“苏联和中国永久是兄弟，这两大民族永远团结紧……”时至今日，这首《莫斯科-北京》仍是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汉语广播的片头曲。

　　毛泽东访苏曾两次被拒

　　毛泽东赴莫斯科访问社会主义“老大哥”其实筹划已久。中国外交部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早在1947年3月2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俘虏了不少共产党的干部，斯大林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安全表示担忧，他急电毛泽东，表示可以派专机接毛泽东等人赴苏联暂避。

　　出国避难，这是毛泽东所不愿的，但是到苏联去访问倒是可以考虑。毛泽东通过当时苏方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致电斯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6月1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

　　但两个星期后，斯大林却来电称“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出行为宜”。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的理由是，毛泽东离开中国对革命不利。

　　1948年春天，中央已经转移到达河北境内，而陕北的局势已定，延安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访苏的心情变得迫切起来。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决定提前到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

　　4月29日，斯大林回电原则同意毛泽东访苏。5月10日，斯大林却再次出尔反尔，以安全为由拒绝了毛泽东访苏的要求。后来才得知，斯大林不欢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是怕得罪美、英，担心中共与苏共关系太密切会授人以柄。而且，共产国际中已经出了一个独立性比较强的铁托，无疑，毛泽东也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人。

　　大葱成了见面礼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描述毛泽东访苏要求被拒的历史时，称“中苏双方从开始就充满了不信任，充满了怨气”，这也为此后几十年来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埋下了伏笔。

　　外交部编号为109-00003-02的解密档案显示，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终于如约抵达莫斯科。5天后，是斯大林70大寿，这也是毛泽东此行的重要议程之一。毛泽东亲自为斯大林选好了足有两车皮的寿礼——一车江西蜜橘和一车山东大葱，这也是中外外交史上少有的“国礼”。送蜜橘很好理解，但大葱就匪夷所思了，这个问题，困惑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阎明复很多年。

　　2006年1月，阎明复透露，他终于找到了答案：毛泽东访苏时的特殊国礼源于一个笑话，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们一根大葱，他们就歇手。“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了”。

　　毛泽东在送斯大林大葱“消气”的同时，却也难以掩饰自己的“气”。警卫员李家骥向毛泽东请示饮食问题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你给我记住，要准备活鱼。如果拿的是死鱼来，你就把它撇回去。”李家骥非常困惑：为什么主席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在国内从不挑食，有时候还会吃剩饭，今天怎么了？

　　直到1999年春，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夫人韩桂馨才揭开了这个谜团。1949年1月31日，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秘密来中国访问，当时，解放区物资匮乏，即使中央机关也没有更多的美酒美食，只能用自己养的猪、鸡，还有滹沱河里的鱼来招待苏联客人。正在用餐的时候，米高扬却质问：“这个鱼是活的吗？”毛泽东后来在莫斯科“要求吃活鱼”，无疑是对米高扬的回敬。

　　“一边倒”走向胜利

　　抛开这些充满先兆的琐事，真正载入史册的是中苏结盟关系的确立。建国之初，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和化解中苏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冲突，是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根本使命，此行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建立了中苏同盟，新中国“一边倒”政策走向胜利。

　　1950年2月14日，作为毛泽东这次出访商谈的成果，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一系列国际文件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了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当然这也为后来中苏关系的恶化留下了口实。

　　回首这段往事，毛泽东当年的翻译师哲对香港凤凰卫视表示，通过此番接触，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有了最直观的认识：“斯大林这个人，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

　　那时候

　　中苏两大国合作的新纪元

　　(1950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

　　(新华社莫斯科十四日电)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

　　最近时期内，在莫斯科，一方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与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另一方面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元帅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部长举行了谈判，在谈判期间，曾经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各国与苏联双方有关的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谈判是在恳切与友好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之中进行的，并确定了双方愿意多方巩固和发展他们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同样确定了他们为保证普遍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合作的愿望。

　　谈判业经于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下列文件而告结束：(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中国长春铁路将移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所有，而苏联军队则将自旅顺口撤退；(三)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

　　上述条约与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签字，苏联方面由维辛斯基外长签字。

　　由于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互换照会，声明1945年8月14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外长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至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亦互换了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