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减少烟草消费，推行公共场所禁烟，本是一项十分紧迫的社会公共治理目标。作为最大公共机构的政府在其中应起到表率、带头作用，公安县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鼓励乃至强迫公务人员吸烟，实质上已是对政府的控烟职责的一种公然放弃、颠覆。

　　而如果进一步从廉政、廉洁这些更为核心基本的政府本职本分来看，其中所蕴含的“颠覆”其实更为触目惊心。因为所谓“每年烟草税收流失很大，出台上述文件，意在引导公务人员为地方经济做贡献”的逻辑，实际上告诉我们，只要能增加税收、“为地方经济做贡献”，即便像抽烟这样的政府职务消费再铺张再浪费，也是无所谓的。

　　在这里，当地政府显然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宪政原则和财税原理，那就是：政府税收必须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因此，即使政府烟税收得再多、一点也不流失，如果到头来都只是在为政府自己铺张奢靡的公务消费埋单——用于完成自定的公款“抽烟任务”，那么，这种“取之于官，用之于官”的税收，无论是与公众福祉，还是与“为地方经济做贡献”，其实都是无关的。

　　在一包香烟里，我们能嗅出一个官员扑鼻而来的腐败气息(比如“周至尊”)，同样，在一份“抽什么烟、抽多少烟”的政府红头文件里，我们更能浓烈地感受到，一个地方行政逻辑的扭曲、公务生态的溃败。那么，如何尽快去矫正这种扭曲、医治这种溃败，应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