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38岁读博士并不稀罕,稀罕的是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8个月前,他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养家糊口,从未想过人生最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这背后,既有一个年轻人对一门学问心无旁骛、不求名利的热爱与执著——如裘锡圭先生所言,“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更有一位学者惜才的慧眼与一所大学开放的心胸——为招收只有高中学历的蔡伟,复旦曾专门去了一趟教育部,和相关部门作了沟通。

　　与此相关一个最知名的故事,应数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出走清华大学。让他感到不可忍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众多投考他的学生中,有许多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优秀,却因为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榜。当他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改变体制的弊端,于是选择了同这种荒谬的体制告别。

　　与那些因为荒谬的体制弊端而无缘进入陈丹青门下的优秀学生相比,蔡伟当然要幸运得多。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正因为现行招生体制的僵化和荒谬,才凸显了蔡伟经历的“佳话性”;而在一个正常的体制里,他现在所得的可能只是他多年努力的一种应得结果而已。

　　陈丹青痛切指出的教育弊端并非多么高明的洞见,相反却几乎是教授们的共识,只不过选择抗争的只有陈丹青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乃至于始终用实际行动固化着旧有体制;同样,“蔡伟佳话”如果只是被解读为“大学代代相传的气度和精神”,而不能去直面和反思蔡伟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在被动承受的体制弊端,则任何过度的褒贬或阐释都会显得很无聊。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