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的王帅案和内蒙古的吴保全案出来之后(两人皆因在网上发帖批评政府被治罪),我的第一反应,是文字狱。但仔细想想,这种事情,跟古代的文字狱,还是有点不一样。古代的文字狱,一般为最高统治者发动,目的是力求思想和舆论的一致。显然,大力度追索和迫害王帅和吴保全的人,没有这样高境界的追求,他们所要的,第一是信息不能外泄,第二是维持治理者的尊严,不容犯上作乱。从某种迹象上看,第一点的需求极其迫切。必须承认,我们的一些地方官员已经有所进步,治下臣民如果喝醉了,私下骂骂领导,多半不会招致领导的追究,只要不指着领导鼻子公开挑衅,听见了装作没听见,也是有可能的。动用警力千里追捕王帅,指使司法机关给吴保全判刑,上诉之后居然加刑,如此大动干戈,杀鸡用牛刀,无非是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堵上信息外泄的窟窿,杀一儆百,防止治下臣民有样学样。
说起来,我们的一些官员,不太能听进去不同意见,尤其是这种意见在公开场合发表,无论如何都会脸红心跳,进而怒不可遏。但如果这些意见来自外部,来自媒体,怒则怒矣,但也无可奈何,抓记者的事,固然也有敢于尝试者,但毕竟风险比较大。所以,大多数官员,只在加强防范上下工夫,防火防盗防记者,防、堵、围、缠,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地方,据说有全套的应对记者的政府预案,一有大事,立即启动,构筑全境上下立体的防御体系,让所有来犯的记者,悉数铩羽而归。
如果说,对于外来的人,虽怒,但还有点无可奈何的话,那么,对于治下的人出来爆料,则一定痛恨异常,恨到牙根痒痒。有些官员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内部的事,只能内部解决,内部不给解决,也必须等待内部解决,把问题捅到外面去,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叛逆。因此,对于这样的叛逆,无论下多重的手,都是合乎情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得罪一个领导,等于得罪所有的领导。
美国学者孔飞力有本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叫魂》,里面说到一个道理,说是在帝制的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信息控制的关系。皇帝想要知道地方的一切,而地方官则尽力不让皇帝知道一切。在上面的担心下面欺瞒,在下面的害怕自己那点不合规矩的事让上面知道,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信息控制战争,未必在今天就没有。对于一个唯有上级才可能福之祸之的行政体系,无论自己干了些什么,只要能把上级瞒住,一切就等于没发生。官僚机构,本身就是金字塔,上小下大,瞒住上级,具有可操作性。即使有人外露消息,只要控制及时,局面就不至于失控。我们看到,在王帅事件被媒体披露之前,吴保全已经被判刑,类似的事件,还有若干,内部人的消息外泄,总的来说,还是能控制的,因此必须下工夫控制。内部人的这种“反叛”行为,是行政官僚最担心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住内部,一旦所有人都有这种“异动”,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将暴露在阳光下,上级自然什么都知道了,自己的乌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在这样的体系里,身正不怕影子歪的说法,是没有市场的。凡是强力控制内部舆论的人,都意味着个中的猫儿腻不可避免,而且在某个范围内,几乎是公开的,所要瞒的,只是他们的上级。真正要实现政务的公开,首先要改革这种只对上负责的体制,落实体制、社会和舆论的三种监督,从体制改革入手,让人权行动计划落到实处。否则,王帅和吴保全的故事,就还可能重演。(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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